清教徒神學與英美保守主義 --《基督教文明論護教學》寫作漫想
Monday, March 27, 2017
王志勇
這本書是為應對中國教會與社會的轉型危機而寫。上帝施恩,使我少年以來就「有志於學」,最喜歡的話題就是人生的意義、心靈的覺悟、社會的公義和世界的發展。經歷了人生的諸多空虛混沌,轉眼已經是孔夫子所說的「五十而不惑」之年,但心中仍有諸多迷惑!感謝上帝,當初求學問道的心志仍然還在,「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遼闊立多時」!
本書就是筆者站立在天地之間的一些間際性的觀賞和前瞻性思考。
當然,本書絕非為應時應景、甚至救亡圖存而作,而是立足於人心中始終存在的對於上帝和文明的渴慕這一永恆性的主題。二十一世紀基督教神學必須站在文明論的高度,自覺地認識上帝對於文明的旨意和計劃,自覺地參與到建立、捍衛基督教文明的神聖事業中來,這就是耶穌基督所強調的先求上帝的國度和公義的精義(太6:33)。從創世之初,上帝賜給我們的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就是文明使命,核心就是建立敬天愛人的真正文明。在當今世界各種所謂的「文明的衝突」中,基督徒必須自覺而明確地捍衛、建立基督教文明。1993年,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出版《文明的衝突》一書,他認為二十一世紀世紀國際政治角力的核心單位不再是國家,而是文明。國際間的衝突將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間展開,這種異質文明的集團之間的社會暴力衝突不但持久,而且難以調和。我們忽略文明的衝突,一味地強調愛心和寬容,就從根本上偏離了聖經啓示和社會現實。自從人類墮落之後,毒蛇的種類和女人的後裔就在歷史過程中不斷地發動攻擊,甚至把耶穌基督都釘死在十字架上,這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明確的聖經啓示和厚重的歷史教訓。「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創3:15)。當然,在真善美與假惡醜的爭戰過程中,最最重要的還是我們自身的建造。如果我們忽略了對基督教文明的領受與建造,就從根本上背離了上帝賜給我們的呼召和使命,使得我們自身和世界都處於絕望、荒謬和黑暗之中。中國大陸高級將領劉亞洲先生明確斷言:「決定民族命運的絕不僅僅是軍事和經濟力量,主要取決於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決定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外邦的仁人志士尚且在苦苦思考文明與改革的問題,基督徒更當先知先覺先行。因此,我們對於文明形式的思考不是可有可無的問題,而是直接涉及到個人家國存亡的大事,更是涉及到我們在上帝面前是否忠心、有見識的問題。
本書把基督教神學、世界觀和文明論結合在一起,以三一上帝為根基,以聖經啓示為標準,以上帝在聖經中啓示的國度和聖約框架為基本範式,明確地把加爾文所提倡的「基督徒敬虔學」上升為「基督徒文明學」的境地,
使基督徒的敬虔徹底擺脫各種極端的個人主義、神秘主義的傾向,轉向耶穌基督所強調的先求上帝的國度和公義。雅和博經學所首倡的這種基於聖經啓示和教會正傳的基督教文明論,確實具有承先啓後的開啓作用。筆者在本書中特別融匯了大量的對於英美保守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目的就在於把清教徒神學、英美保守主義和中國文化連接起來,使得基督教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時代,不再畫地為牢,僅僅局限在「傳福音,信耶穌,升天堂」這種民間宗教式的範式的桎梏之下,也不再局限於以希臘思辨哲學和羅馬帝國行政為傍依的西方基督教思想,而是自覺地立足聖經啓示和教會正傳,開放地接受來自其他文化和宗教的一切亮光,勇敢地承擔起長子的責任,在二十一世紀劇烈的社會變革和文明衝突中洞燭先機,未雨綢繆,發揮中流砥柱、存亡繼絕、再造文明的作用。我們在本書中呈現的乃是聖經中所啓示的出埃及、經曠野、進迦南的模式。當初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法老的暴政,在曠野中領受來自上帝賜給的自由的律法,然後吩咐他們跨過約旦河,進入迦南地,建立敬畏上帝、彼此相愛、守約守法的聖約共和國,今日我們中國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使命也是如此。要以感恩和謙卑之心領受上帝賜給我們的神聖約法,在中國這片廣闊的神州大地上建立「敬畏上帝,信靠基督;愛主愛人,守約守法」為特徵的基督教文明。這就是今日中國基督徒所面對的「建國大業」!
再次記念恩師趙天恩牧師,遠在2000年時,他就不遠萬里為我帶來範泰爾所著的前提論護教學書籍,並且開始手把手地帶領我學習,親自指導我把其中的幾部書翻譯為中文。他當時叮囑我,要運用範泰爾所提倡的前提論護教學,特別是其中所強調的普遍恩典和普遍啓示的教義,貫穿西方改革宗神學和中國文化,解決上千年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水油二分、無法融和的問題,正是這一問題使得基督教在中國始終不能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只有當我們基於聖經啓示正確地看待中國文化,既不盲目地尊崇有加,也不傲慢地一味排斥,而是以恢弘的悲天憫人之心予以同情式的理解、創造性的轉化之時,基督教真理與中國文化才能變成茶與水的關係。如此,我們才能既保持基督教在救贖方面的特殊啓示與特殊恩典的必要性和獨特性,同時尊重、理解、吸收、成全中國文化中基於上帝的普遍恩典和普遍啓示而具有的亮光和優點,從而完成正統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會通大業。轉眼已經過去了十五年的時間,我個人仍然處在研究和創造的初步階段。趙牧師在2004年的時候也已榮歸天家。哲人已逝,不勝噓唏!慧命相傳,聊作安慰。
幾十年來,我在書齋、大學、教會和社會中思考、探索中國的未來,特別是從二零零四年五月到美國之後,更是多方考察美國清教徒建國的歷史,默想清教徒所持守的改革宗聖約神學在當今中國大陸的迅速發展,通過禱告和靜觀求問、觀察上帝那看不見的手是否要在中國特別動工,在歐洲已經衰微、美國開始走向同性戀文化的今天,中國是否要承受新的天命,成為上帝重用的基督教大國?中國文化能夠枯木逢春,死裡復活,重新成為全世界的祝福?這是晝夜縈繞我懷的心事。因此,本書絕不是為得到博士學位而寫成的學術專著,甚至也不是為一般性講課而預備的講義,而是作者晝夜思想在中國建立基督教文明的藍圖。在這大動蕩、大改革、大轉型的大時代,中國文化要從偶像崇拜轉向敬拜真神,我們這一代中國基督徒確具有義不容辭、當仁不讓的神聖職責。上帝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就是:「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創17:6)。筆者深信,二十一世紀改革宗神學在中國大陸的復興乃是全中國、全世界的大事。上帝是我參與其中,我滿心敬畏和感恩,深信在中國大陸禮崩樂壞、百廢待興的大時代、大轉變中,改革宗神學所提供的正統、恢弘的神學與思想體系,及其所注重的深刻、全面的靈修生活,必然會成為中國教會和社會的巨大祝福。
在本書所呈現的文明論護教學中,我們從哲學轉向宗教、道德與政治,最後落實在微觀性的基督徒個人品格與宏觀性的基督教文明的圓融上,從而把個體心靈對真理的探索轉向信心、美德與善行在個人和社會各個領域中的落實。因此,本書既是基督教神學中的護教學著作,也是基督教文化保守主義(Christian conservatism)之作,全方位地為基督教文明做出解析和辯護。
筆者雖然身在美國牧會,但我每年都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傳道、講學、考察,深深地捲入、關注中國的轉型。可以說,筆者畢生所關注的就是基督教在中國的健康發展與中國目前的和平轉型。確實,我們生活在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高科技所帶來的信息化和全球化,但是,我們深知歷史遠遠沒有進入福山所說的單調的令人厭倦的「歷史的終結」的時代,獨裁專制的罪惡傾向仍然潛伏在每個人的心中,即使在歐洲和美國,也存在著各種不斷地擴大國家權力的「左傾」勢力,而全世界穆斯林國家更是出現了很多激進原教旨主義者和伊斯蘭恐怖主義分子,他們試圖通過大規模屠殺和平居民的方式來消滅基督教文明,以赤裸裸暴力威嚇的方式脅迫人歸信伊斯蘭教,如今敘利亞和伊拉克之間正在興起的「伊斯蘭國」(ISIS)就是這樣的典型。基督徒不可放鬆警惕,麻痹不仁,必須警醒謹守,有長期作戰、不怕犧牲的心理準備,要知道我們與自身、撒但和罪惡世界的爭戰會延續到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在這期間,我們既不能消極等待,更不能束手待斃,消極無為,以被人家砍頭斬首為榮!當然,更可怕的是很多基督徒認為已經是天下太平,自己麻醉自己。本書所要喚起的就是基督徒高度的認知上的自覺性,幫助更多每個基督徒致力於從自己做起,在靈命上擺脫不冷不熱的狀態,裝備自己成為基督的精兵,自覺地參與上帝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計劃和工作,全方位地建立基督教文明,成為上帝重用的忠心、有見識的好僕人。同時,教會作為一個聖約共同體也要有這樣的群體性的自覺性,這樣才能更加有效地發揮教會作為一個聖約共同體彼此相愛撼山河的力量。
可惜目前華人教會正如歐洲宗教改革之前的教會一樣愚頑敗壞,那時候羅馬天主教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渣滓,竟然通過出售教職、用聖物做買賣等各種卑鄙的手段來斂財,特別是公開地大規模地出售所謂的贖罪券,更使得當時的教會成了上帝所恨惡的賊窩鳥巢。今日教會很多傳道人不再深刻地研讀聖經,講解上帝的聖言,卻大肆渲染各種神跡奇事、世界末日和個人經歷來勾引人信主,這種真理之不彰也已經到了令人痛心的地步。同時,上帝二十一世紀興起很多律師、教授、記者、商人等歸向耶穌基督,但他們在目前很多教會中得不到真理和愛心的牧養,他們的才能也得不到引導和發揮,這是令人心焦的。因此,作為神學與護教學之作,本書並不是寫給一般信眾的,而是寫給那些具有一定人文知識和關懷的人,他們願意深刻地研讀聖經,學習神學,試圖在聖經啓示和教會正傳中為個人和社會找到真正的出路。我們繼承清教徒的精神,吸收英美文化保守主義的精粹,要使教會在教義和生活上更加純潔,並且使教會確實在社會和文化領域中重新復興歸位,發揮山上之城的作用,掃除宗教迷信,重新得著建立合乎聖經的基督教文明的異象。
在書名上,我們把「文明論」與「護教學」聯繫在一起,倡導「文明論護教學」,強調基督徒當有「文明的自覺性」,就是對於世界文明的使命與責任意識。這種文明是以上帝在受造界中設立的生存秩序為根基的。這種使命與責任意識就是深知上帝賜給我們的使命和責任就是根據上帝設立的生存秩序,建立並捍衛以「敬畏上帝,信靠基督;愛主愛人,守約守法」為特徵的基督教文明。這種文明論護教學突出三大重點:首先,基督教護教學必須為全方位的基督教文明辯護,裝備基督徒自覺地建立和捍衛基督教文明,這是我們所強調的護教學的終極目的;其次,我們必須從證明論護教學轉向前提論護教學,然後從前提論護教學轉向文明論護教學,這是我們所闡明的護教學的根本範式;第三,我們要從那種咄咄逼人、駁倒別人的強勢的說服性的護教轉向聖經中所提倡的謙卑、溫柔的見證式的護教,「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3:15)。在目前各種宗教極端和狂熱分子盛行的情況下,我們更需要以堅定不移的基督徒聖徒當有的文明來見證耶穌基督恩惠的福音, 以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之心看待其他宗教的存在。這種溫柔敬畏的心乃是我們所闡明的護教學的基本心態。另外,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充分借鑒了馬克斯·韋伯、湯因比、黑波特等社會學和人類學中「文化分析學」(cultural analysis)的方法,研究哲學、宗教、律法、政治四大要素在人類文化演變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明確地強調以全方位的基督教真理體系轉換中國現有的文化,促成中國文化的福音化,也就是實現基督教文明。因此,本書從護教學的角度展開基督教文明論,也從基督教文明論的角度闡釋護教學,乃是基督教文明論與護教學的綜合之作,是趙天恩牧師所提倡的「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的具體闡述。
在本書寫作過程中,筆者不僅參考了大量的資料,更是反復默想,懇切禱告,尋求上帝的引領,常常是在黎明四點到七點寫作,有時半夜醒來寫下自己的亮光,深信雅和博經學說闡述的「聖學為體,世學為用;仁教心學,法治德政」的基督教思想與文明論系統乃是上帝賜給二十一世紀華人教會的祝福,華人教會在真理和靈命上的復興,也必然帶動普世教會的復興,願上帝的旨意成就!當然,本書寫作過程也是我自己不斷學習、考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自己的思想也不斷受到挑戰、更新和豐富。面對現狀我的心中久久不能安靜,常常眼中噙著淚花。上帝啊,你為什麼這樣長期地苦待中國呢?你不垂聽我們在苦難中的禱告,要到幾時呢?我為什麼還安坐在書齋之中,享受著美國的法治、平安、興盛、民主、憲政、寬容、自由,眼睜睜地看著中國教會苦難而無所行動呢?上帝對我的旨意和天命到底是什麼呢?真正的基督徒學者就是以殉道士的心志來探索和宣告真理的人,我是這樣的人嗎?我就是這樣常常痛苦,常常在深夜拷問自己的靈魂,經歷無邊無盡、無法言喻的靈魂的暗夜。
牟宗三先生在為《唐君毅全集》寫序的時候一開始就強調:「時代之癥結是自由與奴役之爭,是文化意識之沈落。」沒有明確的文化意識,我們就已經在那些居心叵測的術士的洗腦之下變得腦殘,不知不覺地淪落到奴役!因此,筆者的目的不是硬要向讀者推銷一大堆神學或思想理念,而是祈求上帝憐憫光照,通過本書不僅要喚醒基督徒的文化意識,更是要激發基督徒的文明意識,擺脫那種庸俗的錯誤的「傳福音,信耶穌,升天堂」的狹隘模式,自覺地在中國文化和社會的轉型過程中發揮基督徒當有的「地上的鹽」、「世上的光」、「山上的城」和「燈台上的燈」的功用,努力建立敬天愛人的基督教文明。不管是對於中國文化之傳統,還是對於西方文化之傳統,我們都不能抱殘守缺,護持其表面上的風俗習慣,更不能懸念其往時陳跡之輝煌,而是要追本溯源,返本開新,發明其造成文化發展之文化生命的智慧方向,從而使得基督教護教學能夠從根本上明確聖經啓示之命脈,捍衛上帝的主權、人道的尊嚴和價值的標準。對於本書而言,我們絕不是高舉改革宗在其他一起基督教宗派之上,甚至也不是教條性地把基督教置於唯我獨尊的地位,而是透過文字和宗派的局限和迷障,直指人心----就是人的認知心、宗教心、道德心、政治心、文明心這五大內在的傾向,然後從結合舊新約聖經之特殊啓示、中外古聖先賢之普遍認識、當今人心社會之普遍危機這三大資源與關注,推出」仁教心學,法治德政」的綜合範式,以求最大限度地闡明真理的普遍性,從而最大限度地使上帝的主權和真理得到榮耀和高舉,使個人的人權和尊嚴得到保護和成全。
惟願這本書帶著天國的馨香和盼望、中國哲學的祥和、古希臘哲學的深刻、印度哲學與宗教的睿智、古希伯來人守約守法的敬虔、北美大陸清教徒的自由和剛健、現代生態神學思想對大地的關愛和高科技發展的挑戰,成為災難深重的中國大陸教會與社會轉向基督教文明的祝福!惟願我們得見上帝的作為:「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賽43:19)。惟願榮耀都歸給至高的上帝:「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上帝,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路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