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古斯丁論教會與國家

Russell Kirk

譯者：張大軍

在尼西亞會議之後將近三十年，奧古斯丁出生於羅馬帝國的非洲屬地--當時那裡是世界上最繁榮、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那時，原有的異類宗教仍在和新興的基督教競爭：奧古斯丁的母親莫妮卡是基督徒，他的父親則是和藹的異教徒。在羅馬帝國非洲行省、努米底亞( Numidia )和毛里塔尼亞（Mauretania）的眾多城市中，迦太基鶴立雞群：它是一個有著五十萬人口的大都會，是羅馬文明的一部分，儘管在阿特拉斯（Atlas）山嶺和大海之間的非洲很多地方有相當多的居民繼續說古老的迦太基方言。

在奧古斯丁出生時，不管有多少問題，羅馬帝國看起來似乎肯定會永久延續下去。歐洲和亞洲邊境上的野蠻人襲擊沒有傷害到非洲行省，意大利也沒有什麼危險。古典文明的外在表象依舊在羅馬和米蘭熠熠生輝；奧古斯丁有幾年時間曾在米蘭求學。不過，這一切就像用紙牌搭成的房子，奧古斯丁會親眼目睹它的崩潰。

奧古斯丁為後人留下了古代世界唯一一部完整的自傳體著作，也即他的《懺悔錄》：這不是出於虛榮，而是因為他覺得有必要告訴其他人他是如何被上帝的愛得著的。他年輕時沈溺於肉體的慾望，後來則對此十分鄙視：「在巴比倫的街道上與我同行的都是誰，我們在泥濘的街道上蹣跚而行，就好像走在盛滿香料和珍貴膏油的床上。我想快速走到街道的正中心，無形的敵人卻將我踩在腳下並引誘我，因為我是如此容易被引誘。」

他十七歲時開始在迦太基接受高等教育，而迦太基是「不潔之愛的大熔爐」。不過，在後來的歲月里，他懺悔的更多是罪本身，而不是沈溺於感官享受。在孩童時代，他和一些同伴搶劫了一家梨園，「拿走很多梨，並不是為了自己吃，而是為了扔給豬吃....」他知道這樣做是錯的：這就是他犯錯的理由。「我偷走那些東西，儘管我已有了足夠多的此類東西，而且還有比它們更好的東西。我也不想享受偷來的東西，卻為偷竊和犯罪行為感到愉悅。」

可是，上帝的恩典臨到了這位躁動不安的年輕人。為探求真理之源，奧古斯丁考察了當時流行的各種教派和哲學--新柏拉圖主義、摩尼教、懷疑主義；這些都不令他滿意。他逐漸開始憎惡自己的世俗慾望，可是卻無法逃脫它們；他向上帝禱告，祈求讓他變得聖潔--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不過，他逐漸受米蘭的安布羅斯影響（後者和奧古斯丁一樣，後來被認定為教會的四拉丁博士（Latin Doctors）之一），很快，他就有了長期以來一直尋求的那種確據。有一天，當他試圖努力說服自己必須開始新的屬靈生命時，他聽到一個孩童不斷地說：拿起書，開始閱讀，拿起書，開始閱讀。他隨便翻開保羅的書信，碰到這麼一段話：「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譯注：此段經文取自《羅馬書》第13章13-14節。）奧古斯丁信了。

回到非洲之後，奧古斯丁創建了一座修道院，成為一名教士，然後當上沿海城市希波 雷吉烏斯（Hippo Regius）的主教。他余下的一生都被用來牧養群羊，辯駁非洲狂熱的多納徒教（Donatists）的異端邪說，而且還不停地講道和寫作：他的講章和信件存留至今的有幾百份，另外還有很多論文。

410年，奧古斯丁已五十六歲，當時發生了一個預示著古典文明開始終結的災難性事件：羅馬城幾乎毫無抵抗地陷落到哥特人阿拉里克(Alaric)之手。在將近八百年的時間里，羅馬從未被外敵入侵；現在，對羅馬城命運的信念被擊垮。儘管阿拉里克洗劫了這座永恆之城，從外表上看，羅馬城沒有受到多大的傷害，而且在阿拉里克離開後，原有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延續了下來。不過顯而易見的是，整個世界已經被搞得天翻地覆，而且帝國各處都出現心理崩潰的問題。奧古斯丁本人對羅馬帝國體系並沒有完全絕望：羅馬城可能會復興，羅馬帝國整體上可能會重新煥發活力。

可是，人們應該信賴單純的人造物--偉大的城市和偉大的國家--嗎？在413到426年之間，這位希波主教寫作並出版了他的有關政治秩序的重要作品：《上帝之城》。現今在地上很難再看到希波城的影子，而迦太基已成為穆斯林地區被現代化的別墅俯視著的一片廢墟。不過，《上帝之城》對二十世紀人們的思想和良心仍有巨大的影響力，而且我們當下的災難也擴大了這種影響力。

這些慾望困擾著所有人類，甚至包括嬰孩；人們只需觀察他周圍的人以及自己即可。自亞當以降，人一直無法憑借理性或意志約束自己可怕的慾望。最聰達之人可能和最無知之人一樣邪惡。就是這些在每個人內心中爭鬥不休的種種慾望導致了犯罪、社會失序和侵略戰爭。

那麼，我們是不是已無可救藥？解藥只能來自上帝。靈魂可以通過上帝的恩典重新變得有序。在基督為人類贖罪之後四百年，人們可以看到，這也沒有讓多數人睜眼打量自己墮落的光景或者重新激起他們嚮往公義的意志。此地之城（City of This Earth）無法獲得拯救；它從一開始就是失序的，並將一直如此，直到末了。

在耶穌復活之後將近四百年，無可否認的是，上帝的國度在地上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渺無蹤影。到那時，羅馬帝國的半數人口已認信基督教，而且其它信仰被禁止，可是羅馬文明並沒有獲得新生。異教作家宣稱，羅馬的衰落是對羅馬人背棄原有宗教信仰的審判；他們還說，基督教教義削弱了對國家固有的忠誠，因此讓那座永恆之城毫無防備地落入敵人之手。《上帝之城》的寫作目的便是駁斥這一觀點。奧古斯丁的辯駁超越了當時的具體環境，分析了人類直到歷史終結都必須面對的困境。

奧古斯丁回應說，基督教的到來沒有造成羅馬文明的困境：因為自亞當墮落以來，在出現城市以前，人一直都是敗壞不堪的。每一個世代都受困於暴力和欺詐，也都抱怨自己的苦難；不過，如果我們讀歷史，便會發現人類的經歷中滿是災難。在每一個世代，只有經過被上帝恩典觸動的少數人的努力，社會才得到喘息的機會，而且只有靠著國家的強制，社會有時才變得可以忍受並享有相對的和平--儘管國家本身同樣腐敗墮落。

奧古斯丁說，羅馬衰落的原因是靈魂秩序的匱乏。從本性上說，人渴求秩序：不是燕子或蜜蜂的無意識秩序，而是人類理智認可的秩序。人的行為一定有其後果。除非人們能夠找到「某種處置或安置辦法，讓平等和不平等之物各安其位，」否則他們會痛苦不堪。他們的人生必須要有目的。那麼，這種目的是什麼？那就是榮耀上帝，認識上帝，並永遠享有上帝。

儘管人們極其渴望秩序，絕大多數人卻在此中走了彎路。在亞當和夏娃犯罪之前，他們享有完全的自由。在他們墮落之後，人們依舊擁有自由--儘管這種自由一般而言只是選擇不同罪行的自由。罪的權勢如此之大，以致壓倒人的理性和意志。讓我們敗壞腐化的原罪的本質是什麼？奧古斯丁借用保羅的話回答說是驕傲：人類企圖讓自己成為宇宙中心的想法。在罪的捆綁中，身體支配著靈魂；上帝為人類設計的秩序被顛倒過來。

在每一個時代，人類總是處於這種罪惡的境況之中；在此情況下，愛屈從於慾望或力比多。受慾望挾制的人類渴望塵世之物--也即魔鬼的伎倆，厭棄永恆之物--也即上帝的恩賜。慾望有三種主要的形式。一種形式是貪財，貪戀物質，聚斂財貨，由此引發嫉妒、欺詐和暴力，讓人與人爭鬥不止。一種是貪權--也即力比多支配欲（libido dominandi），渴望擁有上帝般的絕對權力，或者取代上帝的位置：想要其他人臣服於自己。第三種是性慾，濫用人類繁衍生殖的恩賜，這是一種不潔的熾熱慾望，違抗理性、良心和更高的意志。

確實，基督的國度不屬於這個世界。那麼，還有什麼希望呢？希望就在於上帝的永恆之城，那裡的一切總是井井有條。在我們的塵世人生中，它是靈性之城，在最後審判之後，它是天國之城。這座城並不擁擠：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個人太過軟弱，不可能選擇基督的道路，上帝的揀選是必須的。那些蒙上帝拯救之人是「選民」，他們被從慾望之火中救拔出來，其中的緣由只有上帝知道。上帝出於憐憫，拯救一些人，又以他的恩典引領他們走正路。

我們無法猜測這些選民都是誰。世俗的成功不是一個人被上帝揀選的標誌，而那些自以為公義之人可能是被自己蒙騙了。拯救一個人的不是好的行為（儘管如果他愛上帝，仁愛與正義就應當是他信仰的果子）：只有上帝的介入才能拯救他。然而，人要通過信心和禱告尋求上帝之城；悔改；跟隨基督。然後，恩典可能會臨到你這個完全不配之人。

從發端時起，所有人類的建制都內含敗壞的種子。儘管在基督徒的信仰共同體中間應該有比整個世界更多的愛與忠誠，而且儘管教會因此是上帝之城模糊的影像，敗壞依然困擾著教會。奧古斯丁曾見識過已認信的基督徒常常是如何將某種狂熱的教義或部分真理凌駕於福音之上的；他曾與多納徒派的異端邪說展開激烈的爭論，後者狂熱的武裝團伙曾威脅打垮非洲的大公教會；他在暮年時會親眼看到自己的教區被擁抱另一個異端邪說--阿里烏主義（Arianism）--的野蠻人摧毀。毫無疑問，他也想過那些追逐私利的教會人士：他們聚集在拉文納（Ravenna）城堡的軟弱皇帝阿卡迪烏斯（Arcadius）的周圍，為享受宮廷生活而拋棄了救治靈魂的義務。確實，有形的教會並非聖徒的群體：它是這個世界的某種避難所，不過它也被罪玷污。

如果教會並不完美，那麼國家如何？柏拉圖曾將理想的國家設想成充滿了智慧和美德的夥伴關係，人類所有願望的聚焦點，受良善的觀念的支配。亞里士多德曾希望國家成為友誼的共同體，通過節制和平衡調節各階級和私人利益。不過，奧古斯丁不認同這些想法。統治國家的是人，而這些人受罪惡的慾望的驅馳--尤其受權力欲支配。衡諸任一民族的歷史，人們會體認到，儘管有少數良善和有力之士做過英勇的努力，所有國家卻很快就會遇到敗壞的難題。不要對經由政治秩序獲得拯救抱有任何信心。

然而，國家是必要的--你也可以說它是一種必要之惡。因為國家約束人的毀滅性慾望和激情：國家唯一的替代品是無政府狀態，後者會迅速毀滅掉整個民族。國家源於強力，因此它無可避免地會施加強制力，以讓人們能夠共同生活在一起。即便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掌權者的利益，它也會盡其可能地限制暴力和欺詐行為。國家的職責是守護和平。借著抗擊外敵和制約或懲罰國內的犯罪分子，國家讓民眾有可能成為比該隱（譯注：舊約中的人物，因嫉妒而殺死自己的兄弟）更好的同類，不再互相各自為戰。

因此，基督徒當把凱撒的物給凱撒，這樣就可能維繫和平。基督徒公民絕沒有顛覆羅馬秩序，反倒遵守法律，承認建制內地方長官的權威，繳納賦稅，並在羅馬軍團服役。基督徒履行他們對國家的所有義務，遵從國家的法令，只在一種情況下可能會有例外：如果國家命令他拜假神，讓他行事為人像是撒旦之子而非上帝之子，那麼，基督徒就會反抗，並轉而遵循上帝的律令。

奧古斯丁是基督教現實主義者。他認為，我們在此世沒有一條直接通向完全良善的路徑，相反，我們必須在不同的邪惡之間做出選擇--出於愛上帝和我們自己生存的理由，我們應該選擇其中最不邪惡者。世界為上帝所造，是為了人的幸福；生活本身是美好的，不應虛擲。可是，我們怎麼才能生存下來？舉例說，如果我們想要活命，就必須抑制暴力和窮凶極惡的不義。因此，戰爭是邪惡的；不過，教條式的和平主義可能更為邪惡，而且正義戰爭是可以想象的。（如果我們不為戰爭制定正義的規則，那些戰爭就會更加恐怖和具有破壞性。）在《駁佛斯圖穆》（Contra Faustum）一文中，奧古斯丁指出：「戰爭真正邪惡之處在於對暴力的熱衷、殘忍的相互報復、強烈到無法平息的敵意、瘋狂的反擊、權力慾望等等。當需要武力對這些問題施加懲罰時，好人們就得投入到戰爭之中；這時，他們就會發現自己在處理人類事務時處於這樣的境地：妥當的行為準則要求他們不得不以這種方式行事或者促使別人這樣行事。」

如果沒有了國家，在強力支配一切的情況下，文明便不可能存在--實際上，人類便不可能存在，除了在最為原始和獸性的層面上。查爾斯 諾里斯 考奇雷恩（Charles Norris Cochrane）在總結奧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政治觀點時評論道：「因此，奧古斯丁的建議是，不要信任君王或民眾、王國或共和國。就國王和王國而言，奧古斯丁的看法是，他們評估自己成就的標準不是公義，而且其臣民的奴性。另一方面，共和國的缺陷在於，其單純的經濟和政治（功利性）正義理想與同樣邪惡的一致性或者毋寧說社會整合理想結合在了一起。他說，‘就像雅典的婦人一樣，你可以以一連串的小劑量逐漸讓自己習慣有毒之物。’不過，要求一致的壓力是如此之大，不服從就意味著被社會棄絕，而且‘這人就成了對幸福的理想無動於衷的社會大眾的敵人。’然而，設想通過返樸歸真可以逃避組織化社會的邪惡是一種幻覺，因為它內含這樣的錯誤想法：‘自然’具有內在的德性，而‘法律’是墮落的標誌。」4

因此，為了生存，此地之城在這個世界上是必要的。儘管從某種程度上說，所有國家都是敗壞的，但我們不能說所有政治結構都一樣惡劣。我們不能說，既然法律落實得很差或者制定得不好，無法無天就是更好的選擇。我們也不能說，既然許多政治人物被他們的私慾所支配，上帝的恩典便不可能臨到任何統治者或領導人。在此地之城，我們一定不要期待完美。邁克爾 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是二十世紀的一位教授，他曾在呼應奧古斯丁的觀點時談到這樣一種幻想：政治中存在著某種安全港、一個需要抵達的目的地甚或可以辨識的進步軌跡。」5

那麼，我們該當如何在這個世界上生活？我們堅韌忍耐，信靠上帝，並希望越過時間和死亡的限制抵達上帝之城。我們盡其可能地生活在共同體之中，與那些試圖依靠新的時代秩序（New Dispensation）自我治理的人聯合起來，努力幫助其他人抵御試煉和誘惑。我們在此世的身份是朝聖者、客旅，明瞭在眼下的疲憊和危險過後是永恆的歸宿。而且我們不會迷失在塵世生活之中：因為上帝的護理掌管一切。我們就彷彿被帶入一個角鬥場，為真理而戰鬥。奧古斯丁說，上帝以神秘的方式打動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我們的苦難是上帝潔淨和約束我們的手段，這樣，上帝的意志就能遂行在歷史之中。

十三世紀的朝聖者

赫伯特 迪恩（Herbert Deane）在評價奧古斯丁的歷史觀時說道，對基督徒來說，「戲劇的終點不是死亡或徒勞無功，而是與上帝在一起的永恆生命的十足和平與愉悅。對試圖抵達天國之城的朝聖者來說，塵世生活中的受難和誘惑是絕不可少的要素。如果沒有掙扎、痛苦和被引誘的經歷，便沒有自我認知以及靈性和自然力量的成長。」6

在此地之城的歷史中，奧古斯丁沒有看到世俗意義上的「進步」；不過，歷史的意義也不在於簡單的循環往復，就如許多古希臘人所幻想的那樣。歷史中有名副其實的變化和運動：基督到來之後的世界的特性迥異於這一核心事件發生之前的世界的特性。不過，我們一定不要預期人類的境況會逐步提升；相反，約翰的《啓示錄》告訴我們，在日子滿了的時候（無人知道這有多快），敵基督這個大騙子會冒出來；大部分認信的基督徒將把這個從深淵中出來的怪物誤認為救贖主，或者被他引誘或嚇著；此地之城被毀滅的程度將遠甚羅馬的失守。

奧古斯丁的同時代人正親眼目睹羅馬帝國的解體，能夠輕易相信奧古斯丁為此地之城刻畫的遠景。由於二十世紀的人們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明白，人類掌握的技術力量能夠毀滅文明，甚至毀滅我們這個偉大的星球，他們可能比洋溢著樂觀情緒的十八和十九世紀人更能理解奧古斯丁的預言。

不過，奧古斯丁堅持認為，在歷史終結時，毀滅性力量不會得勝。敵基督最終會被擊敗；基督會再來；在此地之城以外，在我們所瞭解的這個墮落的世界以外，那些被上帝揀選並活在基督里的人將進入一種完美的狀態--這個塵世之城的語言甚至都無法描述這種狀態。

奧古斯丁被稱為自由的哲學家。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確實如此，而且還是現實主義的哲學家以及希望的哲學家。我們的確是自己慾望的奴隸，而我們慾望的源頭是我們對自我的虛假崇拜。不過，在慾望之外有真正的愛，無私的愛（Agape）。在恩典的指引下，我們本著愛心行事，可以讓自己成為天國之城的公民。畢竟，我們在這個重要抉擇上有自由意志：我們擁有要麼接受要麼拒絕上帝恩典的自由。讓你的靈魂井井有條；減少你的欲求；過仁愛的生活；在基督徒共同體中尋找同道；遵守法律；相信上帝的護理--奧古斯丁告訴他的同代人，這樣我們就能找到秩序，而且會逐漸認識到，服侍上帝就是完全的自由。

他的觀點不乏聽眾。在整個中世紀，奧古斯丁的權威作品讓教會一直保持著對秩序原則與靈性和諧的關注，儘管當時政治上處於分裂狀態。在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中，新教改教家們--路德、加爾文、慈溫利--將從奧古斯丁那裡尋找復興的根據。希波的奧古斯丁的論著對美國的宗教信仰以及美國政治原則的基礎性觀念都產生了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還在持續之中。奧古斯都相信上帝護理的存在，而他本人則成為上帝護理的工具。

430年，這位七十六歲高齡的偉大教父在圍困中的希波城去世。已皈依阿里烏異端教派的野蠻部族汪達爾人在其首領蓋薩里克（Gaiseric）的帶領下從西班牙挺進非洲，橫掃所經之地。奧古斯丁拒絕放棄他的教眾。他以一句帶有斯多葛色彩的「智慧人的格言」安慰自己：「當棍棒石頭落下，凡人斃命之際，不凡之人認為這不是什麼好事。」

在羅馬帝國非洲部分的成百上千家教會中，當時保存下來的只有三家--也即迦太基、塞塔（Cirta）和希波的教會；所有其它東西都落入貪婪的汪達爾人的囊中。奧古斯丁的朋友、博西狄烏斯（Possidius）主教這麼說道：「，因此，幾乎就在他生命的盡頭，他經歷或忍受的那些日子是他整個晚年最苦澀和悲傷的時候。像他這樣的人卻不得不親眼目睹城市被踐踏和摧毀，其中的公民和居民以及地上的建築也連帶著被殘忍的敵人消滅，其他人則四散逃亡。他看到教會的神父和神職人員被趕走；聖潔的處女以及誓言守貞的其他人落荒而逃，其中一些人受到殘酷的折磨，另有些人被俘獲，在他們敵人邪惡殘暴的奴役中失去其靈魂和肉體的貞潔以及信仰。」7

四周到處是毀滅性場景的奧古斯丁依舊相信上帝的護理，在禱告中祈求希波獲得解放；或者，如果上帝有另外的意旨，他的僕人們能夠獲得力量，承受上帝對他們的安排；至於他自己，奧古斯丁則這樣請求：「他會帶我脫離這個世界。」儘管他無法從床上站起，瘋子還是被帶到他的住所，以讓他趕出瘋子體內的魔鬼。一位病人曾看到一個異象；異象揭示主教可以以按手的方式將他治癒；奧古斯丁說，如果他有那種能力，他會將之用在自己身上；不過，他同意了那位病人的請求，觸摸了他：讓奧古斯丁自己感到驚訝的是，那人健健康康地走開了。接著，在希波城被圍的第三個月，奧古斯丁離世進入上帝之城。

儘管他已亡故，他的禱告以另外一種方式獲得回應：讓希波城的公民們震驚的是，蓋薩里克在第二年解除了對希波的圍困。這僅僅讓他們獲得短暫的喘息之機。432年，奧古斯丁的朋友、非洲伯爵波尼費斯（Boniface）與汪達爾人展開了最後的決鬥，然後帶著希波的大部分公民渡海逃到意大利--波尼費斯的哥特士兵幾乎被消滅乾淨，所以他的船隻有空間容納那些城市居民。

他們帶走了奧古斯丁的藏書，包括他自己的非常了不起的大量作品--他已將這些作品捐贈給了教會。隨後，蓋薩里克的汪達爾人放火燒毀希波城，並在439年攻下迦太基，將這座偉大的城市變成強盜們的賊窩。蓋薩里克將在455年襲擊羅馬城，並擄掠這座被攻陷的都城。那時，奧古斯丁的作品安然無恙地躺在拉文納城。亞得里亞海沿岸的沼澤地尚存有羅馬文明的微光，後來，奧古斯丁的作品從那裡傳播到眾人之手；雖然羅馬城於血流成河中覆亡，上帝之城則會永遠長存。

轉自大國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