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國化運動剖析
Monday, March 6, 2017
郭寶勝
提要： 本文通過對2014以來中國基督教界發生的強拆十字架、五進五化、文化禮堂等運動的分析，揭示了主導該類運動的習近平當局的宗教戰略——宗教中國化及基督教中國化。基督教中國化運動本質是一場政治運動，是用政治意識形態來改造、修正基督教為執政黨政治利益服務的運動。它雖然披著學術、文化的外衣，並自詡為民國初期本色化運動的繼承者，而實際上是當局改造和鎮壓宗教及其文化的專政手段。本文為研究和應對習近平當局新的宗教及文化戰略提供了思路與啓迪。
關鍵詞：基督教中國化、基督教本土化、本色化、中國夢、
序言：背景與意義
自基督教傳入中國，基督教的本土化、本色化問題就開始在中國基督教產生。民國初年，以1922年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成立為標誌，中國教會開始了基督教本色化運動。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中國共產黨扶持的三自愛國運動一直自稱繼承了基督教本色化運動。
自2013年習近平上台後提出「中國夢」的國家戰略綱要，中國政府的宗教部門即醖釀基督教中國化運動。2014年8月5日，中國宗教局和基督教兩會召開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會上高調強調了「基督教中國化」的主題。幾乎與基督教中國化運動同時，在中國浙江省開始了極為罕見的拆十字架運動。自2014年2月27日浙江杭州餘杭區黃湖鎮黃湖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後，浙江各地陸續開始大規模的拆十字架運動。截止2016年1月已經拆毀1800多座十字架。眾多資料和文獻顯示拆十字架與基督教中國化政策密切相關。同時，全國各地兩會、官方神學院、重點教會等都召開了基督教中國化為主題的論壇、培訓等相關活動，其中「五進五化」、中國特色神學建設、文化禮堂等活動非常引人注目。基督教中國化運動除劇烈影響三自會外，也波及到家庭教會。
本文將分析基督教中國化運動的成因、本質及未來發展，對此運動與歷史上的基督教本土化運動、非基督教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進行比較。本文可以作為研究中國當下宗教狀況、中國當局宗教戰略及政策、中國基督徒信仰自由遭迫害的現狀的文本之一。
一、 聖經中的福音本色化策略、基督教本土化神學簡介
本色化與本土化是同義詞，本土化（indigenization）原意為「土生土長」，是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接觸後所產生的文化變遷的過程。當兩種不同的文化有所接觸時，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相互激蕩，直至此一外來文化逐漸演變，終於落地生根成為本土文化（注1）。
基督教源於中東巴勒斯坦文化，尤其是舊約，完全是古代希伯來文化背景。但是從新約開始，基督教受希臘文化、羅馬文化影響非常顯著。從聖經文本和三位一體神學教義來看，本色化是內在於聖經真理的一個特性。如聖子耶穌道成肉身，在猶太人群體、在中東伯利恆小城誕生，實際上就是本色化的最佳案例。住在高天的聖子，為了彰顯神的屬性和榮耀（《聖經》約翰福音1:18）、為了救贖人類（《聖經》約翰福音3:17），從一種抽象的靈的狀態，具體化為猶太文化中的特定的一個人，神性與人性全然一體的耶穌基督，本身就是神采取特定文化形式而本地化的典範。
根據眾多學者確認，聖經約翰福音中作者約翰借助古希臘哲學概念Logos（希臘文）來闡述耶穌基督的本性，讓當時閱讀希臘文新約聖經的人更容易理解，這是本色化的經典。「太初有道（Logos），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約翰福音1：1）。邏各斯（希臘語：λόγος，英語：Logos）是古希臘哲學、西方哲學及基督教神學的重要概念，在古希臘文一般用語中有話語的意思；在哲學中表示支配世界萬物的規律性或原理；在基督教神學是耶穌基督的代名詞，因為他是上帝的旨意或話語，也是萬物的規律的源頭。聖經用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寫下來，中間不可避免地借用了希伯來文化和希臘文化中的概念，但這只是神啓真理的載體，而不是真理的源頭。基督教中的道—耶穌基督與希臘哲學中的邏各斯是有很大差別的。但約翰福音借用「邏各斯」（Logos）說出了耶穌基督的部分屬性，並且也指出此Logos 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而是一個嶄新的Logos，它是成為肉身的Logos。因此在約翰福音中，Logos概念的運用非常成功、完全來自神啓。
D.A.卡爾森（D.A.Carson）在《約翰福音注釋》中針對Logos寫道：「當基督徒環顧四圍，要尋找合適的範疇來表達他們對耶穌基督的認識時，他們用來描述他的許多用語，必然都與先前的許多用法有關聯。從語意學而言，這些詞語都與基督徒所要表達的有關，不然他們就無法與同時代的人溝通了」（注2）。
另見《聖經》：使徒行傳17：18：「還有以彼古羅和斯多亞兩門的學士，與他爭論。有的說：這胡言亂語的要說甚麼？有的說：他似乎是傳說外邦鬼神的。這話是因保羅傳講耶穌與復活的道。23 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的，遇見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之神’。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這段經文明顯看到保羅到雅典的學術重鎮亞略巴古，在與當時哲學流派伊壁鳩魯、斯多亞學派進行對話、傳播福音。
伊壁鳩魯（前341年－前270年）古希臘哲學家、他認為人死後，靈魂原子離肉體而去，四處飛散，因此人死後並沒有生命。馬克思認為他是唯物主義的鼻祖。斯多亞學派（Stoicism）基本主張宇宙是絕對的理性，人生目標就是符合這個世界的理性。他們否定信仰的作用，有點類似儒家思想，敬鬼神而遠之。保羅到雅典遇到以上兩派思想的跟隨者，恰如早期宣教士到中國遇到儒、道、佛等思想的追隨者一樣，保羅沒有退縮，跟他們宣講福音，雖遭一時攔阻，但福音終究在希臘、羅馬社會扎下根來。使徒行傳這段經文中雖沒有具體說明保羅如何運用當地的哲學概念、詞彙傳福音的，但這無疑是基督教通過本土化進行傳福音的先例。
從宣講學的角度講，聖經中也鼓勵本土化的宣教方式，保羅在《聖經》哥林多前書9:20-23：「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可見，「為了福音的緣故」，在宣教和傳福音的形式上照顧福音對象的特色、用對方易於理解和適應的文化形式進行宣教，完全有聖經的依據。明代時前來中國宣教的天主教宣教士利瑪竇，就是依此聖經經文為依據，進行大規模的基督教本土化活動的（注3）。
二、 歷史上的中國基督教本色化運動簡介
（一）早期
景教即唐朝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脫里派，也就是東方亞述教會。景教在中國傳播時，大量參考佛教、道教概念，融匯儒家思想，主要傳教於上層社會。在845年唐武宗滅佛被當做佛教基本消滅，但其餘派可能流入北方少數民族當中。
景教被稱為中國化的基督教，可見其在中國宣教時本色化的程度是相當大的，它不僅廣泛借用佛教、道教的詞彙作為景教用語，而且教義中也多有佛、道、儒思想。景教在教義敘述中採用了道家所常用的語句，如以道家之「天尊」稱基督教之「天主」（《序聽迷詩所經》）；形容其「真主無元，湛寂常然」（《老子道德經》「湛常存」）；「鼓玄風而生二氣」；「渾元之性，虛而不盈」（「道衝，而用之久不盈」）；而信徒應「無欲無為」，「能清能靜」（《志玄安樂經》）。至於報出家門之「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就完全是《老子道德經》「道常無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的語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稱：「宗周德喪，青架西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分明是說老子於周朝末年騎青牛西行的故事，而盛唐景教東來，則含有老子之教再興之意。
景教士不但附會道家之言，更借助於當時極為興盛的佛教的術語：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法王、慈恩、功德、大施主、救度無邊、普救度等。景教典籍也多模彷彿經形式，用語也多與佛經相仿；並以「佛」代稱「天主」、將希伯來文之Eldhjm 譯作梵文之阿羅訶A-rhat ；且景教人物的漢譯多稱為「僧」，如僧景淨、僧業利、僧行通、僧靈寶；約翰譯為瑜罕難法王、路加譯為盧伽法王、馬可譯為摩矩辭法王、摩西譯為牟世法王。此外，作景教碑文的景淨也曾參與佛教經典的翻譯工作。
另外，景教在中國還非常強調儒家思想之忠孝二道。景教碑極力宣揚帝王功德，贊美唐太宗「赫赫文皇，道冠前王」；贊美高宗「人有康樂，物無災苦」。並大力提倡上層宣教路線：「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帝王從聖教，上行下效，而異端邪說，不能而阻之也」。還宣稱景教《志玄安樂經》能夠安邦定國：「行吾此經，能為君王安護境界，譬如高山，上有大火，一切國人無不睹者，君王尊貴，如彼高山，吾經利益，同於大火。」景教從敬畏神順勢又導引出忠君孝親即尊君事親思想： 「眾生若怕天尊，亦合怕懼聖上」；「先事天尊，第二事聖上，第三事父母」（《序聽迷詩所經》）。為了順應中國國情，景教甚至開了祖先崇拜的先河，其碑文稱：「七時禮贊，大庇存亡」。既為生者祈求息災延命，又為死者祈求冥福。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作者景淨曾著有《志玄安樂經》，教導世人如何得到安樂。經文按照儒家經典《中庸》的格式撰寫，滲入「無為」、「清淨」等中國哲學概念，經文曰：「無動無欲，則不求不為。無求無為，則能清能淨。能清能淨，則能晤能正。能晤能証，則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樂緣」。
由上述可見，景教是基督教第一次進入中國後不得不適應中國文化的產物，但景教的基督教本色化也造成了信仰的混合或者變異，值得後世引以為戒。
（二）明清之際
明清之際天主教在本色化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明代利瑪竇神父確立了適應中國文化的本色化宣教路線，他提出了附儒、合儒、補儒理論。他將基督教思想依附儒家思想；從儒家經典中找出與天主教義相似的概念，賦與天主教涵義；以伸張先儒真諦為名，以天主教義試圖改造儒學。
根據《利瑪竇本色化策略初探》一文，利瑪竇主要循四條進路推行本色化：(1) 改變生活模式，拉攏士大夫。利瑪竇改穿儒服，持中國儒生禮儀，精通儒術真諦。(2)著書立說，借用中國文化核心概念詮釋基督教。他寫就《天主實義》一書，他認為先秦儒學所稱的「上帝」，以及周代常用的「天」，就是天主教的天主。(3)合儒、補儒。將基督教思想依附儒家思想，藉以淡化洋教色彩，伺機取代儒家思想。利瑪竇認為「儒家不是一個正式宗教，只是一種學派，是為了齊家治國而成立」，基督教與儒家思想沒有太大分歧，二者可相合。「補儒」是以伸張先儒真諦為名，以天主教義駁斥宋明理學為實，從而試圖改造儒學。(4) 禮儀風俗。面對祭祖祀孔，利瑪竇認為兩者並非崇拜偶像，純粹禮節而已，應該包容。利瑪竇認為祭祖是中國人用來維持孝道的習俗，為了教育後輩，非為祈求祝願什麼，故並非拜偶像（注4）。
利瑪竇基督教本色化的努力影響深遠，有得有失，就是在這次由中國政府發起的基督教中國化運動中，官方學者也多次引用其的見解來佐證基督教運動的合理性。
（三）民國時期
上個世紀初，中國基督教會內部自發地發起了一場運動，希望中國基督教在組織機構上能夠擺脫外國差會而自治自養，在傳播形式上能夠與中國文化水乳交融，從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的基督教。這一運動並沒有當時政府的參與、也沒有把某個黨派的思想作為本色化的特徵之一，它與目前被中國政府大力推動的所謂基督教中國化的政治運動有根本的區別，因它本質上還是一個非政治的宗教界運動。純粹是從基督教內部神學、學術、文化上的一次本土化嘗試。我們可以從趙紫辰、吳雷川、王治心等人的論述及實踐上得到證明。
趙紫辰是民國時期著名基督教神學家，曾任東吳大學文學院院長、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他也是基督教本色化運動的領軍人物。趙紫辰認為：「基督教的宗教生活力可以侵入中國文化之內而為其新血液新生命；中國文化的精神遺傳可以將表顯宗教的方式貢獻於基督教」（注5）。趙紫辰探討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會通的具體方法與途徑：「基督教在中國自然不免要與中國文化作交流的理解，第一要創造宗教的術語，而借重中國的言詞；第二要向中國的哲理倫理作一個去取對照的整理；第三要批評中國一陰一陽一治一亂的歷史而揮寫一個基督教的歷史哲學。在文字上要取雅達的成詞，撥開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而吸取其精英。在哲理上要在天人一貫宇宙自然的道統上加上超世入世、超自然超歷史的理論。在倫理上，要執著天下為公四海兄弟，定名分，行孝道的三綱五常，而加入人神的關係，上帝的命令，耶穌的新誡，以建立一個有宗教基礎的倫理學。在歷史上要指出自然主義不能保存價值，成全意義，而陳述一個以超歷史成全歷史意義的歷史哲學。」 （注6）。
趙紫辰還親自實踐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會通，他早期所寫的《基督教哲學》是一部體現中國文化融神學學、小說於一體的著作。他出版過贊美詩集《民眾聖歌集》，採用中國民歌來創作贊美詩歌。趙紫辰編譯的《《團契聖歌集》被世界公認為是基督教本色化運動中的一個里程碑。趙紫辰採用四種語體來翻譯。一是用古詩體如騷體來翻譯，二是用絕句來翻譯，三是文白夾雜的方式或說淺近文言來翻譯，四是純粹用白話來翻譯。
王治心是民國時期基督教本色化運動的先鋒，也是教會史學家。曾在滬江大學和金陵神學院任教職。著有《基督徒之佛學研究》、《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宗教學者何建明、賴品超在《佛教對基督宗教在華的本色化的啓迪》一文中指出：「王治心先生是近代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當中較早意識到佛教對基督教的挑戰，井自覺地從佛教的中國化歷史中尋找可以成為基督教中國本上化之借鑒的先驅者之一」（注7）王治心在《基督徒之佛學研究》一書中指出：「佛教在中國的趨勢，廟宇式的迷信，果然漸漸地消沈，而居士派的研究，卻一天澎漲一天，試觀今日的知識階級，十九都表示對於佛學的歡迎。因此，我曾經說過一句極端的話：‘不研究佛學，不足以傳道’」（注8）。王治心在該書中提出基督教雖然也講忍耐，而佛教卻在「忍辱」之後，繼以「精進」；佛教對社會責任強調不夠，但基督教「純從社會服務上表現出來；所以基督教是社會的宗教，對於社會負很大的責任，就是要促進社會的進步」（注9）。可見王治心強調基督教與佛教某些理念的互補。
同時，對於一些教堂建築採取佛教寺院建築的形式、禮拜儀制採取佛教儀式，一些基督教徒的婚喪禮節採用雇僧道念經的形式，如在上海的一些基督教教堂里，堂的正中是聖壇，旁邊是講台，聖壇用鍋爐燃點沈香，焚香點燭，因為植香足以息人之雜念，定人之精神。禮拜之前每人必須在聖壇前跪待，講道者著玄邑聖衣，圓領對襟長及踝骨等等現象，王治心特別指出：「這種形式上的改造，還不過是中國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接近的一種手段，絕對不是根本上的下種方法。因為基督教的生命里，沒有中國文化的血液在內，則基督教與中國社會雖日趨於密切，仍不過是友誼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合。所以根本的問題，不是形式方面，乃是在精神方面，把基督教下種在中國文化裡面，吸收中國文化為血液，庶幾無所謂基督教中國，和中國基督教，這才是建立在磐石上了」（注10）。
另一位基督教本色化運動領袖人物吳雷川，清末翰林，曾浙江大學校長、燕京大學第一任華人校長，著有《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墨翟與耶穌》等著作。他強調基督教欲本色化必須與儒家思想結合起來。他主張基督信仰的精髓已存在於中華文化體系尤其是儒家思想體系之內，信徒只要將其發掘出來即可。早在1923年，吳雷川便經過認真思考，推出了信仰與文化整合的觀點，指出「道」與「教」的區別在於，道為真理，普天之下只有一個；而教則是宗教，儒教、基督教均為其中之一。道為本，教為末，後者彰顯前者，故人們需要注意的是道，而非教。1924年，吳雷川又將孔子與耶穌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進行了比較，首先將孔子的宇宙觀歸納為以下四點：一曰天有意志；二曰以天道為自然，運行進化不息；三曰天道不能目睹，但無所不在；四曰天德是真誠無妄。而耶穌的宇宙觀都可直接或間接地證明與孔子的學說相吻合（注11）
吳雷川也提出「尊崇基督教」並不會「貶損儒家」的看法。吳雷川覺得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存在著對中西兩大傳統的誤讀，一方面，對於宣傳基督教的人士而言，由於受西方中心主義的傳教方式影響，「誤以基督教為唯一獨尊，可以推倒一切中國固有的文化」 ；另一方面，這一排斥本土信仰傳統的偏識反過來又成為中國知識界攻擊基督教的理由，被認為是「用夷變夏」、「非聖無法」。這些都形成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是絕對不相融洽」的錯誤觀念，吳雷川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彼此都沒有深通對方的精義，卻採取了「入主出奴」、「是丹非素」的主觀做法。吳雷川也認為如果基督教能夠改造中國社會（尤其是他後來倡導的耶穌「人格救國」），那麼也就是實現了儒家「內聖外王」的政治理想。具體而言，基督教的「人格救國」、「以愛為總綱」、「公義與誠實」等啓發性的原理，可以參照和印證儒家的「普濟群民，佔溉後世」、「仁」「愛」「兼愛」和「誠」等改造社會的實踐性理論，因而，「如果深體中國的國情，必要知道完成儒教，即是發展基督教。」（注12）
從以上對民國初年基督教本色化運動中的趙紫辰、王治心、吳雷川三人觀點的簡要論述中，我們看到當時運動的大多數領軍人物是學術、文化而非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待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也都從基督教如何更好地在中國傳播此一善意立場，來討論中國文化（佛教、儒家、墨家等）對基督教傳播形式和神學理念的互補性，他們所用的語言也都是學術語言而非政治語言。
民國初年本色化運動的另一個領袖人物是吳耀宗，他不僅主張基督教要與中國文化融合，更主張基督教要與社會主義融合，後來他完全依附於中國共產黨政權而發起了三自愛國運動。吳耀宗的思想不在我們的論述之內。吳耀宗的言行，類似當下中國發生的這次政府主導、完全政治運動化的所謂基督教中國化運動。如同民國初年教會內部的自治、自養、自傳在1949年後成為了新政權國家教會的代名詞一樣，我們要提防本色化運動名稱被這次由政府發動的基督教中國化運動冒用。
這次基督教中國化運動的理論旗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就指出上個世紀初的基督教本色化運動為現今的基督教中國化運動鋪墊了基礎。他在《「中國化」：基督教在華更新的必由之路》中寫道：「趙紫辰、吳雷川、王治心、誠靜怡、韋卓民、丁光訓、陳澤民等中國基督教領袖曾對基督教的‘中國化’有過許多構想和論說，這為我們今天基督教‘本色化’的努力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創造了有利條件」（注13）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唐曉峰在其《基督教中國化如何開展？》一文中指出：「民國時期的基督徒知識分子為了教會的本土化、本色化做出了種種理論和實踐上的嘗試，其中湧現了趙紫辰、劉廷芳、誠靜怡、張亦鏡、吳雷川、王治心、倪柝聲等一大批基督徒思想家。作為後來人，我們能夠從唐代景教的所謂「中國化」、元代也里可溫的非「中國化」，明清耶穌會士步履維艱的「中國化」，以及民國時期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本色化」努力中總結哪些經驗呢？」（注14）由此可看出這些學者有意將其推動的當下基督教中國化運動與民國初期的基督教本色化運動聯繫甚至混同起來。
（一）主要理論旗手思想概述
根據筆者考證，這次基督教中國化運動的首先提出者乃是全國人大常委、中國宗教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在2012年3月31日至4月1日，由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與社科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基督教「中國化」研究座談會，除牟鐘鑒、陶飛亞、張志剛等發表的「中國化」言論外，卓新平發佈《基督教‘中國化’探討》一文，該文是卓新平史無前例地有關此項研究議題的詳細闡述，編輯到了他的《信仰探索：卓新平自選集》（2015年5月版）中。針對基督教「中國化」議題的意義、歷史、工作方向、困難與期望等，此篇論文表達得十分詳細。該次座談會並沒有引起社會太多注意，但是卻成為習近平上台前後推出基督教中國化運動的先聲。
2012年11月15日, 中共十八大選舉習近平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1月29日，習近平在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的過程中提出「中國夢」，並定義其為「實現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2013年3月17日，新當選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在講話中九次提到「中國夢」。於是中國夢成為習時代中共意識形態的總綱領。相應地，在宗教領域，與中國夢相配合的宗教綱領也呼之欲出。與胡錦濤時代為配合和諧社會，基督教界提出和諧神學類似，經過醖釀後，宗教中國化、基督教中國化等宗教界配合中國夢的概念應運而生了。
2013年11月9至12日福建武夷學院召開的「近現代基督教的中國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11月22至2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辦與燕京神學院合辦的「基督教與和諧社會建設」國際論壇，第五場即是「基督教的‘中國化’及其實現和諧的努力」。在會後形成的論文集《基督教與和諧社會建設》序言中，卓新平再次強調了「中國化」的意義。
根據目前披露出來的卓新平論述基督教中國化的眾多文章，大概是在2013年年內，由他提出的基督教中國化命題受到了中央高層的肯定，不僅得到宗教、統戰部門的肯定，而且有可能得到了中央最高層——政治局常委及習近平的認可。這可從2015年5月習近平在中央統戰會議上提出宗教中國化的口號得到佐證。
基督教中國化配合「中國夢」應時而出，得到中央認可也是必然的。2013年被認可，2014年開始大力推廣基督教中國化，2014年發生的強拆十字架事件和多次基督教中國化的大型會議，都說明基督教中國化運動在全中國已經全面推開。
2014年2月27日浙江杭州餘杭區黃湖鎮黃湖基督教堂房頂上的十字架被拆除，在此之前該區喬司教堂的十字架已經被拆除。黃湖基督教堂十字架是第一起外界得知的被拆十字架。2014年4月28日浙江溫州三江大教堂被強拆，夷為平地。2014年7月21日，因強拆浙江溫州平陽縣水頭鎮救恩堂十字架，官民發生激烈衝突，被稱為平陽救恩堂教案。到2016年年初，強拆十字架仍在浙江地區延續，根據溫州一傳道人不斷地更新統計，截止2016年1月底，浙江地區已經拆除了1800多座十字架。
2014年7月18日，基督教全國兩會邀請全國各地教會、神學院近20位教牧同工，就「基督教中國化」議題召開研討會。全國各地基督教兩會同時展開研討。2014年7月中國基督教三自會刊物《天風》第7期發佈三自會總幹事闞保平《關於中國基督教教堂建築中國化問題的探討》和何琦《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教堂》等文章，以上文章在7月21日又發佈在浙江基督教網站首頁、長期放置。
2014年8月5至6日上海舉行「紀念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六十週年暨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2014年10月26日至27日，第二屆「基督教中國化」學術座談會在北京舉行。2014年10月下旬在浙江樂清柳市舉行的「基督教中國化專題研討會」等等。2015年後，各種以基督教中國化為題的論壇、會議、培訓在全國各地全面鋪開。同時，作為基督教中國化運動的附屬，「五進五化」「文化禮堂」也在浙江地區展開。
目前在中國方興未艾的基督教中國化運動，其理論到底是什麼？其與強拆十字架運動到底是何關係？該運動與中國歷史上的基督教本色化運動到底有什麼不同？該運動未來的發展前景到底如何呢？我們可以從基督教中國化運動的官方理論旗手的思想中得到答案。
1.卓新平的思想與言論
卓新平在他的諸多論述中指出：「中國化」的緣起，一方面是由於基督教宣教熱引起的不良社會反應；另一方面，基督教翻譯和解釋西方神學、《聖經》過程中，在不斷推行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型態；第三方面，在社會實踐上，還和基督教在改革開放後，與西方教會團體甚至西方政府接觸時，偏離了上世紀五十年代「三自愛國」運動奠定的政治立場、出現的嚴重「開倒車」的現象有關，比如：基督教在香港「佔中」事件中的表現，就是不與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配合的明顯舉動，是在西方敵對勢力的暗中引導下走‘西化’的道路，與社會主義社會產生了根本的矛盾（注15）。
在《基督教中國化的三要素》文章中，卓新平指出基督教中國化就是要做到：「對中國政治的認同、對中國社會的適應、對中國文化的表達」。對中國政治的認同意即基督教要認同現行的政治體制。堅持五十年代的「三自愛國」精神，它不僅是教會內在的宗教革新運動，也是一場政治運動，是響應政府的領導，不與境外敵對勢力勾結，不推行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價值。基督教在政治立場上「中國化」了，自然而然，我們的政治才會包容、認可基督教在社會上的存在。
對中國社會的適應意即基督教要學會「積極適應中國現行社會體制、法治管理、社區結構、社團形式」。主動地融入到社會各個層面中，而不是把自己作為在中國的一塊「飛地」、一座「隔都」。
基督教的文化表達，其根源不是西方的，而是東方的猶太文化。從歷史看來，基督教在各地宣教過程中，始終具有文化適應、入鄉隨俗的優良傳統；在中國社會中，就應該繼承併發揚這種傳統。基督教完全能夠結合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建立起中國特色的理論思想體系，採用中國的思想文化表達自身、體現出中國的文化色彩。這是基督教中國化的必由之路，絕不能僅是介紹、解釋西方的神學作品，搞西化宣傳（注16）。
卓新平在浙江溫州基督教會柳市堂舉行的基督教中國化專題研討會對溫州柳市教會提出了三點建議： 一．要強調柳市堂是在中國基督教信仰先輩的努力下創立的，確定晚清中國先輩為開創者而非外國宣教士；二．要在本地提供宗教服務，不去其他地方。三．要盡量多融入中國文化的符號，應在外在的符號上讓群眾感到親切，不刻意凸顯宗教文化發源地的符號，即在外來色彩的符號、儀式和口號等方面不要太突出（注17）。
根據卓新平的以上論述，他心目中的基督教中國化在政治上就是反對普世價值進入基督教會、反對民主自由等西方政治准則影響中國基督教界；在文化上就是驅除十字架、西方教會建築特色，而賦予中國教堂更多中國文化符號、中國建築風格，而他所謂不能製造在中國的「飛地」、「隔都」的話顯然是衝著基督教蓬勃發展的溫州市而言的。
2.張志剛的思想與言論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志剛在這次基督教中國化運動中多次發聲，並寫有《‘基督教中國化’三思》、《基督教中國化研究的三重視野》等文章。張志剛以兩個部分強調基督教中國化必要性的：一是凸現基督教在歷史上的不適應，即清朝中期的禮儀之爭和清末鴉片戰爭及列強入侵後基督教甘為政治和文化工具的種種跡象；二是凸現基督教在現代中國的不適應，即改革開放後基督教的快速發展導致了宗教生態失衡，這是沒有追上社會變革的結果。「若不根除西方基督教傳統中心論及其排他性思維傾向，基督教便無法植根中國文化土壤，無法融入中國主流社會，無法真正實現其本色化、本土化、處境化或中國化」。
他引述的證據是，三十年來宗教地下勢力的產生、非法組織的成立，歸根結底都是外國勢力在中國一手促成的，它們的存在也是與中國政府實行的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存在抵觸。因此，開放三十年來的基督教的不良發展和各種勢力的湧動，究其實質，是禮儀之爭和鴉片戰爭侵略歷史在現代中國的延續。
張志剛所謂的基督教中國化的三重功用是指：1.為構建文明對話神學發揚中國智慧，張志剛建議基督教信教群眾要繼承老一代神學家的精神，吸收中國文化、創立特色神學；2.為應對重大現實問題做出積極貢獻，基督教中國化的功用在於：「重建世界倫理，共擔社會責任，以應對目前人類所面臨的諸多困境、危機或挑戰」；3.為拓展中外文化友好交流鋪路搭橋。基督教中國化的研究完全可以為中國「拓展全球化時代的文化交流與對話」起到積極有效的推動作用（注18）。
牟鐘鑒的思想與言論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牟鐘鑒倡導的「宗教生態學」曾被評為「二零零六年宗教學十大觀點」之一，在大陸宗教學界具有一定的理論創新意義。牟鐘鑒在2009年發佈的《基督教與中國宗教文化生態問題的思考》一文中指出：當代主流社會人士放棄儒家溫和的「神道設教」理念，從而壓抑了溫和的宗教；不重視傳統民俗文化，反復不斷掃除民間宗教與信仰，結果摧毀了多元通和宗教生態的基礎，為以傳教為信仰並擅長於基層分散傳教的基督一神教擴張性傳播，提供了適宜的廣大空間……因為基督教信徒人數的急劇增長，能夠改變原有的宗教結構版圖、削弱中國宗教文化的民族主體性。
牟鐘鑒根據所謂宗教生態失衡的現狀，提出基督教中國化之道：（1）限制基督教：牟建議以消極的方式限制基督教的非常態性擴張，決不允許基督教搞「一教獨尊」「一教坐大」的戰略圖謀，損及中國原有的多元和諧的宗教生態環境，侵犯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和民族性；（2）重建民間宗教；（3）修改基督教教義：一是要突破基督教「唯一拯救」的基要主義教義，放棄霸權主義的說教和以基督教改造中國政治與中國文化的野心，二是要突破福音派擴張地盤的傳教模式，拋棄救世主代理人的身份，以謙虛精神與其他宗教展開交談，要用優秀的中國文化解釋教義，把神學理論建立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注19）。
牟鐘鑒在2012年發佈的《宗教生態論》中再次向政府建議：為防止基督教「一教坐大」，根本辦法是恢復和建設「多元通和的信仰文化生態」；.鼓勵基督教搞好神學建設，走中國化道路；要加強法制建設和法律的監督能力，嚴厲打擊帶有擴張性的傳教活動；反對「世界基督教化」的基督教保守主義和政治霸權主義對中國基督教的操縱、利用（注20）。
從牟鐘鑒的以上言論，足見其以 「宗教生態失衡論」之名，行打壓、改造基督教之實。任何宗教就其信徒個體信仰而言都是排他的、唯一的。如果所信的神和救贖之道不是唯一的，那麼就不會隸屬於特定的宗教。基督徒和其他信徒一樣，都將相信自己信仰是唯一拯救作為信仰的關鍵特徵，否則就不是基督徒了。各類宗教如果在教義上沒有排他性，就會失去自己之所以是自己的內在規定性，而與其他宗教混同了。因此指責「唯一拯救」是霸權主義，顯然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闞保平的言論與思想
闞保平是中國三自會總幹事。三自會總幹事這個職務是一個核心的位置，必定由中國政府放心的人或自己內部的人所佔據，這個位置的發言幾乎可以看做是代表了中國政府的立場。
闞保平在三自會機關刊物《天風》2014年第07期推出了《關於中國基督教教堂建築中國化問題的探討》一文，該文後來長期放置在浙江兩會網站顯著位置，明顯為浙江發動基督教中國化運動及拆十字架作理論辯護。闞保平在該文中寫到：
「中國教會領袖在50年代發起的三自運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擺脫洋教形象，使中國基督教成為能夠與中國文化相適應的、適合中國人需要的中國基督教，而不是在中國的基督教。當年利馬竇的努力就是這種文化努力，十九世紀末開始形成的本色化運動也是這樣的文化努力。中國現在僅存的具有中國建築風格的教堂基本都是二十世紀初的建築，這既是產生於十九世紀末的本色化運動的成果，也是一些有遠見的傳教士對於基督教在中國需要結合中國文化的認識結果。教堂的建築形式反映了教會的神學思想。歐洲哥特式教堂的興起反映了歐洲教會當時的文化意識和神學思想。
今天在歐洲和北美主流教會新建的教堂已經鮮有羅馬式或哥特式的，原因在於：1．儘管哥特式教堂不都是在西方殖民主義時期建的，但哥特式教堂建築是殖民主義時期的教會記憶，今天的主流教會對殖民主義時期教會的宣教思想和行為持有批判態度；2．中世紀高聳入雲的教堂建築反映了當時教會對政教關係的理解。從神學角度而言，俯瞰全城的教堂高度反映了教會凌駕於社會和教會，要在社會中掌王權、坐首位的思想。今天主流教會的教堂建築多為現代風格或藝術風格，並且較多地考慮到與周圍環境的和諧，不再高聳入雲，因為耶穌不是作為君王來到世界，而是‘取了奴僕的形象’，他來不是要像君王一樣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教會要追隨耶穌，就要像他那樣心存謙卑，內在於社會，服務於社會」。
「每當談到中國基督教教堂建築中國化的問題時，就會有人問：基督教教堂怎麼能建得像佛教寺廟一樣？這個問題問得很奇怪。中國建築風格就是佛教建築風格嗎？事實上，今天中國佛教寺廟的建築風格是在佛教傳入中國後結合了中國文化形成的，比如很多寺廟建築採用了中國傳統的樓閣建築的風格。即使是中國佛教在不同歷史時期，其寺廟建築風格也反映了不同時期中國建築風格的特點。就基督教而言，廣東汕頭的得石堂、北京的缸瓦市堂、陝西三原的基督教堂、安徽宿州的福音堂、上海的鴻德堂等教堂建築都是採用了中國傳統建築風格，或者是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誰能說它們像佛教寺廟或者不像基督教教堂？
從表面上看，教堂的建築風格反映的僅僅是表現形式，但是在深層次上，反映的是神學思想。因為我們相信基督教是洋教，所以我們才執著於建洋教堂。如果中國基督教真的是中國的，就必須與中國文化結合，而教堂建築風格是文化的外在表現。我們不少人認為教堂必須有尖頂。為什麼？有什麼聖經依據或者神學依據嗎？顯然沒有。不少人說建教堂一定要建哥特式的，否則不像基督教。哥特式能代表基督教嗎？羅馬式呢？拉丁式呢？巴洛克式呢？哥特式建築是起源於法國的建築風格，特點是飄逸靈秀，在文藝復興的思想影響下，法國以至歐洲很多教堂建築採用了哥特建築風格。既然法國的哥特式建築能夠成為基督教建築的經典風格之一，為什麼中國的傳統建築風格不能成為中國基督教教堂的經典風格？既然哥特式教堂在中國既沒有聖經依據，也沒有神學依據，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建哥特式的？為什麼我們不能建中國風格的？難道哥特式教堂或者有尖頂的教堂成為了中國教會的建築習俗嗎？」
「基督教在中國要長期穩定發展就必須接受中國的文化現實、歷史現實和社會現實。基督教只有中國化才能夠成為中國基督教，才能夠在中國大地生根。基督教在中國只有扎根於中國文化傳統，才能獲得適合中國人的對福音的表達方式和信仰方式。當中國建築風格成為中國基督教教堂建築主流風格的時候，我們才能說‘這是中國基督教’，因為外在形式表達了內在思想觀念的改變」（注21）
從總幹事闞保平的這番言論來看，鏟除高聳入雲的十字架、矮化教堂的雄奇突兀、使大部分教堂風格成為寺廟、道觀或其他中國傳統建築風格，似乎已經成為了中國宗教當局基督教中國化戰略的一部分。
（二）基督教中國化運動中的重大事件及文本
除卓新平、闞保平、張志剛、牟鐘鑒等人的言論及思想外，我們也可以按時間順序考察基督教中國化運動期間發生的幾起重大事件及其文本，來研究該運動的理論與實踐。
1.「三改一拆」及其涉及宗教信仰活動場所文本
2014年年初開始的強拆十字架運動在浙江席捲全境，最初政府當局的理由是在進行「三改一拆」運動。根據浙江省人民政府2013年2月21日發佈的《浙江省人民政府關於在全省開展「三改一拆」三年行動的通知》（文號：浙政發〔2013〕12號）中指出的：「省政府決定，自2013年至2015年在全省深入開展舊住宅區、舊廠區、城中村改造和拆除違法建築(簡稱「三改一拆」)三年行動」（注22）。「三改一拆」行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制訂方案、明確目標。第二階段：落實措施、全面推進。第三階段：總結表彰、鞏固成果。2014年正是第二階段。
2014年4月3日溫州《樂清日報》文章《「三改一拆」 打響攻堅戰》（注23）一文中寫到：「市長林曉峰說，把4月份作為‘三改一拆’攻堅月，打好‘三改一拆’攻堅戰、主動仗和翻身仗」。「‘三改一拆’工作要抓重點、抓難點、抓示範。所謂的抓難點，就是‘依法穩妥有力地推進宗教違法建築拆除’。
根據浙江瑞安市《關於做好‘三改一拆’涉及宗教和民間信仰違法建築調查甄別統計工作的通知》和浙江玉環縣《沙門鎮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場所違法建築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注24），浙江當局的確把宗教建築的拆除當做最為重要的拆除工作。兩文件顯示，浙江民族宗教部門，配合「三改一拆」行動，制定了一個「七必拆」或「七先拆」的違法建築細目。根據《沙門鎮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場所違法建築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這「七必拆」指的是：
一是未經審批登記的基督教私設聚會點及其他非法宗教活動場所必拆；
二是對依法登記活動場所未經審批搭建的違章建築及規劃審批超面積部分必拆；
三是違法違規佔用農耕地的小廟小庵必拆；
四是影響公共安全和重大建設的小廟小庵必拆；
五是嚴重影響村莊規劃或美麗鄉村建設的小廟小庵必拆；
六是交通幹線兩側的小廟小庵必拆；
七是借教斂財的小廟小庵等非法活動場所必拆。
這「七必拆」在浙江另外一些市政府的文件中寫為「七先拆」。無論如何，宗教建築在拆違中列為最重要的，而基督教私設聚會點（也即家庭教會場所）在宗教建築中被列為首位。不僅若此，在《沙門鎮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場所違法建築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中特別提到：「倡導節能理念，要求所有宗教活動場所建築景觀和宗教標誌物平時一律不得亮燈」。
這些的通知、方案等文件似乎給強拆基督教教堂和十字架以合法的理由，但實際上既然僅僅事關拆違，但為什麼「七必拆」的規定卻是由浙江省民族宗教部門制定的呢？又為什麼基督教私設聚會點在「七必拆」內首當其衝呢？另外既然是拆除違章建築，為什麼對教堂頂端的十字架那麼在意呢？為什麼大多數顯眼的十字架都要卸下而且晚上也要關閉十字架的燈呢？為什麼很多並非違章建築的教堂屋頂的十字架也要被拆除、挪移，這跟「三改一拆」有什麼關係？！
2.3月28日浙江電視電話會議
2014年3月28日上午，浙江市、縣領導進行浙江省推進「三改一拆」涉及宗教違法建築處置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會議記錄第二部分主要工作內容中指出：「建立長效工作機制。盡快研究制定宗教活動場所選址、建築規模、外觀形態、建築風格等的規範和技術標淮，要符合宗教傳統也要體現民族特色，還要與周邊環境相協調」。
根據披露的會議記錄，裡面還提到要「糾正宗教發展過快、場所過多、活動過熱」現象；「要看清十字架背後的政治問題、抵御意識形態的滲透」；「掌控意識形態主導權」「要培養獅子型領導」。這次會議非常重要，終於向各級幹部坦白講明瞭「三改一拆」背後的真實目的。當局完全把十字架看做一個政治問題來處理，這是大多數善良的基督徒始終不明白的。
3.2014年8月5日官方基督教中國化大會
2014年8月5日，中國政府基督教兩會紀念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六十週年暨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在上海開幕。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高峰指出：三自會「將承擔起新的時代使命，堅持走中國化道路，從更深層次上推進基督教中國化進程」。三自會主席傅先偉提出：「中國教會將繼續探索基督教中國化，使基督教扎根於中國文化、民族和社會的土壤之中……推進基督教中國化，中國教會需要黨政宗教事務部門的指導與支持」。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在會上也對推進基督教中國化進程提出了建議（注25）。
無疑，這次大會也是為目前中共基督教政策定調的會議，是確定今後中共對待基督教大政方針的會議。這個大政方針簡單來說，就是基督教中國化。會後中國基督教兩會網站（http://www.ccctspm.org）以《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主要論點摘錄》一文闡述了主要觀點。其中總幹事闞保平牧師指出：中國教會長久以來一直處於「半自我、半寄生」的狀態，並未完全擺脫洋教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基督教要中國化，就要改變這一點，要完善自我意識，成為一個獨立存在的主體，要改變洋教的存在方式，從改造社會到服務社會。
北京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張志剛教授指出： 「基督教中國化」可為應對重大現實問題做出積極貢獻。若把基督教建設成富有中國倫理特色的道德型、奉獻型宗教，這既可順應世界宗教的發展趨向，又能適應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
中國社會科學院唐曉峰博士：基督教中國化有其必要性、緊迫性，這種必要性並非來自基督教如何更迅速地傳播，而是其如何在社會中更合理、和諧地存在，更良性地發展，以及更適當地融入中國文化、中華民族。
廣州市基督教協會總幹事吳忠武牧師：在社會政治層面，基督教要適應中國特色的政教關係，樹立正確的民族國家意識，在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上明確自己的立場。在思想文化層面，基督教要適應符合社會要求的文化關係模式。
金陵協和神學院文革牧師：丁光訓主教冷靜地分析了基督教的社會維度，努力使基督教在中國獲得一個相對穩定的結構性地位。丁主教提出以「服務社會」為核心的神學理念是基督教中國化的核心理念。
國家宗教局某司副司長劉金光：倡導構建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和諧神學是基督教中國化的關鍵所在。上海市浦東新區基督教兩會辦公室副主任許磊： 「中國夢」表述作為當代社會發展特徵，可作為基督教中國化思考的切入點。
從以上這些代表性的言論可以看出，被高調推出的「基督教中國化」的內容，實質是強勢地用中共的「中國夢」「和諧社會」等馬列主義的理論、用中國傳統的儒道佛來解構、改造和修理基督教，從文化上而言，要徹底淡化基督教的西方文化特色、淡化基督教的宗教性，而要改造成具東方文化特色、倫理道德性、社會服務性的某種倫理社會團體；從政治上而言，繼續服服帖帖地為政治服務、共建「和諧社會」和「中國夢」，絕對不能與各級政權及其意識形態產生衝突。
4.《浙江宗教建築規範》
2015年5月5日，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和浙江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聯合發佈關於徵求《浙江省宗教建築規範》（徵求意見稿）意見的函，並附有《浙江省宗教建築規範》（以下稱為《規範》）。
按照中國《立法法》的精神，頒布此一牽涉憲法權利——宗教信仰自由的規範，就必須要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最次也需要浙江省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但實際上只是浙江省廳級的兩個行政部門——民宗委和建設廳以行政法規的名義發佈。
除了制定《規範》上的程序不正義外，此《規範》多處內容，顯然是別有用心：「基督教的宗教標誌物為鐘樓和‘十字架’。‘十字架’按照基督教傳統製作，一般應整體貼附在宗教主題建築的正立面上，‘十字架’長與建築物正立面的比例應小於1:10，色彩應與教堂建築立面及周圍環境相協調。」（見該規範4.6.4之條款）。
除眾多教會和學者對此《規範》表達不同意見外、被稱為全球最大華人教堂的崇一堂也發表聲明稱《規範》對天主教和基督教建築提出了諸多不合理的要求，對建築使用自由做出過度干涉，違背了國家宗教管理的基本精神。反饋意見寫到：《規範》中的第4.6.4條之規定，違背了尊重信仰自由和尊重宗教傳統習俗的要求。因為十字架作為基督教的宗教標誌物和信仰記號，在近二千年來，一直放在建築物的頂部，而非「整體貼附在宗教主體建築的正立面上」，這樣的立法規範褻犢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也踐踏了國家法律尊重信仰自由的立法要求和立法精神。該《規範》內容過多干涉了教會合理使用教會場所的自由權，違反了我國物權法中對物權保護的立法內容和立法精神。該《規範》中我們認為存在對不同宗教的差別待遇，比如，對天主教、基督教的建築物提出了許多不合理的要求，也過多干涉了對於內部建築設施合理使用的自由，這違反國家對於宗教管理的基本精神。
這些反對意見並沒有被官方採納，而是強力通過了《規範》，並在正式通過的2015年7、8月份再現強拆十字架的高潮，《規範》完全成為強拆十字架的法律依據。
5.五進五化運動
何謂「五進五化」？目前有兩個版本，一是2015年7月底浙江省政府給各級機關和宗教部門下發的內容，另一個是2015年7月底四川省基督教召開片區教堂負責人培訓會時官方新聞中透露的，兩個版本大同小異，綜合起來「五進」就是：政策法規進教堂，健康醫療進教堂，科普文化（傳統文化）進教堂，扶持幫困進教堂，和諧創建進教堂；「五化」就是：宗教當地語系化（教堂建築特色本地化），管理規範化，神學本土化（講台事奉本土化），財務公開化，教義適應化。
從以上名稱上可以看出「五進五化」顯然是基督教中國化方針的具體化，也是習近平在2015年5月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宗教中國化、宗教法治化」大政的具體落實。「五進五化」中的「政策法規進教堂」 、「管理規範化」、「財務公開化」都有關宗教法治化；而「健康醫療進教堂，科普文化（傳統文化）進教堂，扶持幫困進教堂，和諧創建進教堂、宗教當地語系化（教堂建築特色本地化）、神學本土化（講台事奉本土化）、教義適應化」則涉及宗教中國化及基督教中國化。
「五進五化」中的「科普文化（傳統文化）進教堂，宗教當地語系化、神學本土化（講台事奉本土化）、教義適應化」都欲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所謂傳統文化改造基督教神學和教義，讓科學即所謂無神論、唯物主義進教堂，那就是要否定神的存在、否定創造論、否定神跡，類似西方新派神學中的「神死神學」。而一個宣稱上帝不存在的基督教，究其實質就會成為一套道德倫理學說。所以丁光訓「因愛稱義」為核心的神學思想建設非常符合基督教中國化的胃口，而主張「敬鬼神、而遠之」的人本主義為核心的儒道等傳統文化，也可以被利用。於是在教義裡面不提耶穌的神性、不提神跡和上帝的審判、不講創世記和啓示錄，只講愛、道德說教和修身養性，只講愛國、愛黨、愛教......這樣的教義顯然已經有違基督教。
而所謂「教堂建築特色本地化」實際上就是2014年以來大規模拆除十字架的內在動因之一。浙江政府認為十字架高高在上的哥特式教堂與中國傳統相衝突，只有拆除堂頂十字架，進一步改造教堂外觀，才能實現教堂的中國化。
而所謂「健康醫療進教堂，扶持幫困進教堂，和諧創建進教堂」的目的就是要淡化基督教的宗教性，使其成為單單的慈善機構、公益組織。教會作善事是應該的，但這是在堅持信仰和基本教義的前提下進行的，如果不傳福音、不講道，單單做好人好事，那麼就與其他慈善機構有什麼區別呢？
根據溫州信徒提供的信息，溫州多間教會被要求在短時間內上交所有財務報告，這是政府對教會實施財務全面控制的表徵。自由亞洲電台報道，溫州多處教堂設置法制宣傳欄，主要展示政府依法管理宗教的各種舉措；溫州警世堂以及龍灣區河濱教會內已設有黨政機關辦公桌，在信徒們聚會前，黨政幹部會宣講法律法規。總之，「五進五化」是基督教中國化運動的重要構成，目的就是要從神學教義上、建築形式上、宗教組織性質上進行全面修正和改造，使基督教非基督教化、使基督教共產主義化，成為不倫不類、面目全非的山寨版所謂基督教。
6.文化禮堂活動
根據《溫州日報》2015年9月7日《永嘉試點「文化禮堂日」》一文報道：「唱國歌、崇德禮、誦村規、做反省，9月6日上午，永嘉縣在橋下鎮京岸村文化禮堂，啓動‘星期天禮堂日’活動」。「上午十點，京岸村文化禮堂響起了國歌，隨後村民們向‘德’字行鞠躬禮，在誦讀完京岸村村規後，全體村民對照村規，安靜地反省自己的日常言行。京岸村村支書戚旭才告訴記者，‘禮堂日’活動包括禮儀、活動、互動等內容，而唱國歌、崇德禮、誦村規、做反省，這樣的禮儀將成為禮堂日固定的開場儀式」。「今後，京岸村村民每周日都會在文化禮堂中開展類似的活動」。該文稱永嘉全縣現已建成59所文化禮堂並投入使用，在此基礎上，今年又再新建20所文化禮堂；永嘉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徐志勇介紹，永嘉將京岸村作為「星期天禮堂日」活動試點，接下來每周日，村民們在文化禮堂中，還將陸續參加時事政策專題講座、養生保健專題講座、國學講座、應急救護知識培訓等形式多樣的活動。
以上活動，就是在基督教中國化運動中推出的「文化禮堂」活動，它顯然是借用基督教的禮拜形式來對付基督教堂的主日活動。周日上午，正好是教會主日聚會的日子，以此從教會中分搶人流。唱贊美詩改成了唱國歌，向上帝跪拜改成了向「德」字鞠躬（所謂崇德禮），讀聖經改成了讀村規，向上帝認罪悔改改成了面對村規反省自身。
文化禮堂日的目的就是叫人們不要讀聖經、唱贊美詩，不要敬拜上帝，而是將敬拜的對象從上帝挪移到道德法規或國家民族身上，以這種黨化的國家主義和道德主義來替代對上帝的信仰。
其實溫州文化禮堂的建設及活動不是今天才有的，自2013年以來浙江就開始大力興建文化禮堂。根據官媒2014年9月報道，浙江全省建成的農村文化禮堂已經超過1700家，以此紅色殿堂佔領農村文化陣地。在建造文化禮堂過程中，許多宗祠改為文化禮堂，也有基督教堂被改為文化禮堂。針對文化禮堂，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說：「農村文化禮堂建設，要緊緊圍繞成為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陣地的目標定位，進一步形成有利於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活情景和社會氛圍，使核心價值觀無所不在、無時不有。」而所謂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質是就是愛黨、愛社會主義，跟普世價值毫無干系。
由上可見，文化禮堂建設實質上是中共政權借鑒基督教教堂功能，在浙江各地建立的「中國夢」、紅色文化、黨和社會主義文化的傳播中心，建立文化禮堂的目的，就是取代基督教堂，代之以紅色文化。「基督教中國化」運動與文化禮堂建設同時在浙江大地上展開，這兩個看似無關的運動，實際是一體兩面：基督教中國化運動重在改造基督教，文化禮堂建設目的在於取代基督教；基督教中國化運動改造基督教的最終目的在於消滅基督教、在於最終把基督教堂拱手讓給文化禮堂；因此文化禮堂建設與基督教中國化運動互相配合，最終用文化禮堂替代基督教及其教堂。
7.宗教場所新「五進」政策
根據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網站（http://www.sara.gov.cn）在2016年7月13日發佈的新聞《台州市路橋區明確宗教工作‘四個加強’》，浙江推出了宗教場所新「五進」政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場所、國旗進場所、黨報黨刊進場所、農家書屋進場所、政策法規進場所。此新「五進」政策區別與2015年全國推出的「五進五化」政策，實際上也是去年「五進」政策的具體化。
浙江省蘭溪市政府宣佈，截止6月13日，該市69處宗教場所已全部完成國旗懸掛，實現了全覆蓋。從新聞中我們看到當地的基督教堂、寺廟等宗教場所都已經設置國旗旗桿、並懸掛國旗，而且在教堂裡面，也到處掛放國旗。當地統戰部門還指出，每逢重大節日各宗教場合要舉行升國旗奏國歌活動，強化愛國主義教育。自2014年以來，十字架這個基督教的最顯著標誌被拆後，中國當局的標誌——國旗，被強制性地高舉起來。拆十字架是強制，掛國旗也是強制。
教堂掛國旗也是當局基督教中國化政策的深入。眾所周知，基督教中國化根本不是宣教學意義上的基督教宣教本地化問題，而完全是基督教的共產黨化、社會主義化，是用黨和國家的符號和政治思想來全面改造基督教。國旗作為黨國的符號在教堂高高掛起，實質的意味不是使信徒愛國，而是使信徒和教會都要歸國家和黨領導。教堂里強制掛國旗，是讓信徒去敬拜偶像——黨和國家，教會的元首於是不再是耶穌基督，而成為共產黨及其黨魁。這顯然違背基督徒的信仰原則："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歌羅西書1：18）
新的「五進」更加強調了宗教場所的黨性，將共產黨的報刊、旗幟、核心價值觀進入宗教場所作為直接目標，進一步赤裸裸宣示了宗教要「姓黨」的黨的意志，也宣告要用無神論、社會主義思想全面改造宗教乃至消滅宗教的共產黨的終極目的。
（三）.基督教中國化運動與非基督教運動對比
中共當局與基督教有天然的敵對性，自共產主義落地中國，它就發起一次次運動來反對和鎮壓基督教，這次以拆十字架為標誌的基督化中國化運動究竟與中國當局發動的歷次反基督教運動有什麼異同，值得我們探討。首先可以對目前的基督教中國化運動與非基督教運動有個簡單的對比。
眾所周知，1922 年到1927 年的以上海為中心、在全中國開展的「非基督教運動」是一次全國範圍內反對、攻擊基督教及其文化的社會運動，這次運動粗魯地遏制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野蠻地破壞了基督教文明及其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傳播，為共產主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佔據知識分子和青年精英頭腦打下了厚實的宗教和思想基礎，也為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拓展、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壯大和奪取政權奠定了意識形態根基。
正如近年的史料所披露的，非基督教運動完全是蘇俄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一手策劃、組織的，根本不是人們以為的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受進化論和科學觀念影響後自發的反宗教運動。共產政權要想在中國立足，意識形態上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鏟除基督教對國人的影響。發動非基督教運動，是共產主義染指中國、並要佔據中國的第一步。
1949年共產政權在中國的建立與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之間，其實有著內在的聯繫。中共建政後，對基督教鎮壓、閹割也一直不斷，登峰造極是在1960年代的文革期間，宣佈徹底消滅宗教，將基督教送入歷史博物館。改革開放後，基督教在官方控制、壓制但不徹底消滅的政策下開始迅猛發展起來。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在「非基督教運動」將近百年之後的今天，中共政權似乎在全國範圍內正在發動一場新的「非基督教運動」。自2014年以來，中共當局以浙江尤其是溫州地區為試點，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大規模的打壓基督教運動：拆三自會教堂、拆十字架、基督教堂被改名、家庭教會聚會點被關閉，成員被逮捕拘留，公務員被調查信仰狀況、共產黨員簽署不信教承諾書、網上禁止買賣基督教用品、網絡五毛攻擊基督教名人、御用文人累次提基督教對國家安全的危害……對比1920年代的反基督教運動，研究和反思當下對基督教迫害現象背後的根源和動機，不能不得出中共當局正在開展一場類似19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的新運動的結論。
首先，我們看到這次運動和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運動一樣，是共產主義者們有意發動的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的運動。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在台面上的人物形形色色，有學者、學生和販夫走卒，還有李石曾、陳獨秀、李大釗、汪精衛、朱執信、蔡元培、戴季陶、吳稚暉等名人參與，轟轟烈烈、異常熱鬧。但實際上背後發動運動的，卻是共產國際遠東局。
在香港基督教學者邢福增主編、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於2011年出版的《大時代的宗教信仰：吳耀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一書中，學者張化根據《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一書中共產國際代表利金的報告寫到：「1922年5月20日，共產國際在華全權代表利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報告說：整個非基督教運動……的基本力量確實是我們的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組成的專門委員會，來對這場運動進行實際領導，它制定了詳細的運動計劃……所有運動都是根據遠東書記處總的指示和我的指示共同開展的」（注26）
而在近代史學者陶飛亞的論文《共產國際代表與中國非基督教運動》中直接指出：爆發於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非基督教運動，是在俄共(布)與共產國際遠東局、青年國際的直接指導下，由中國共產黨發起並領導，也包括國民黨等組織成員參與的政治鬥爭。俄共及共產國際將不斷發展的基督教及其事業，以及在中國青年中滋長的親美思想，視為中國人走俄國革命道路的障礙。因此，發動非基督教運動旨在打擊西方在華宗教勢力，削弱西方影響，喚起中國青年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且在青年中擴大共產黨的影響。他們通過反對基督教教會實現反帝目標的策略在實踐中獲得一定成效。
可見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是被有意煽動起來、反基督教及英美國家普世價值、為共產主義奪權鋪路和培養幹部的運動。在運動中由中共扶持，1922年3月9日在上海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組織，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京大學正式成立，這兩個組織成為非基督教運動第一階段的指揮樞紐中心。1924年8月， 「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共產黨員唐公憲擔任執行主席。這個同盟出版《非基督教特刊》，策動了聖誕節期間的「非基督教周」活動，發動了危害甚烈的奪回教會學校教育權運動。以上足見19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的組織性、目的性和計劃性。
相比百年前的這次反基督教運動，今次的運動，也完全是共產黨政權尤其是其中的極左勢力發動的，預謀性、目的性和計劃性雖隱藏極深，但也露出眾多馬腳。中共極左刊物《環球視野》總第430期發表論文《基督教對中華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這篇劍拔弩張的論文視基督教為中華民族和中共政權的敵人，其中寫道：「要從戰略上高度重視基督教擴張對我國宗教事務、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潛在影響；要以適當方式開展基督教批判；要發揮民間信仰在抵御境外宗教勢力滲透中的積極作用」。
2013年底，中共軍方拍攝《較量無聲》，該片在伴隨國內基督徒（政府教堂內的）敬拜畫面的解說詞說道：「具有明確政治目的的西方宗教滲透，在主流價值觀淡化，信仰缺失的背景下，逐漸形成蔓延之勢。相關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的基督教徒總量，已悄然逼近一億人。」可見，在極左思維的軍方眼裡，基督教是美國在5條戰線上顛覆中國的重頭戲，而將近1億的基督徒成為顛覆中共的敵對勢力，中共極左派如臨大敵，大有徹底剿滅這1億基督徒的念頭。
2014年5月6日，中國發佈了首部國家安全藍皮書《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2014）》，其中指出「宗教滲透威脅社會主義信仰認同」「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宗教滲透的方式更加多樣、範圍更加廣泛、手段更加隱蔽，公開與秘密並舉，具有很強的煽動性和欺騙性」。
2014年4月25日，研究中國宗教問題的知名學者楊鳳崗在接受外媒採訪時說，到2025年時中國的基督教新教信眾有可能達到1.6億人左右，到2030年時中國基督教徒的總數將超過2.47億人，成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國家。 楊教授的言論遭到中國政府第一時間的回應，前宗教局局長的葉小文在接受中國《環球時報》採訪時說，楊鳳崗的說法是不科學的，他預測的數字顯然存在誇大。預測中國未來會有多少人信奉基督教完全沒有意義。
從以上當局的言論可以看出近一、二年，由於基督教的迅猛發展，也由於中共對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霸權的重視，天生就與基督教敵對的共產主義者們，開始將矛頭對準基督教，要遏制和打壓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成為習近平為首的新領導層共識。在這樣的預謀下，浙江及溫州的基督教（無論是家庭教會還是掛在三自下的有教堂教會）似乎已經成為全國打壓基督教的試點。浙江各地近年來基督教發展非常迅速、一間間教堂拔地而起，而被譽為「中國的耶路撒冷」的溫州，也是中國基督教最為復興和發展最為迅速的排頭兵。打擊浙江及溫州，就可起到強烈的「斬首」效應。而打壓的方式，不是1920年代中共在野時那樣直接和暴露，而是以拆違和借助2013年在浙江開始的「三改一拆」運動，通過鏟除信仰的物理空間、破壞教會教產權利，消滅基督教重要標誌十字架的方式，達到對浙江和全中國的方興未艾的基督教的控制、打壓和整肅。
在「三改一拆」運動進行中，浙江在各城市下發眾多有關拆移宗教建築的文件，將拆除違章教堂和「基督教私設聚會點」建築列為「七必拆」首位，也有移除、整改十字架（熄滅十字架燈、掩蓋十字架等）的眾多指令。
2014年3月28日上午，浙江市、縣領導進行浙江省推進「三改一拆」涉及宗教違法建築處置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根據披露的會議記錄，裡面提到要「糾正宗教發展過快、場所過多、活動過熱」現象；「要看清十字架背後的政治問題、抵御意識形態的滲透」；「掌控意識形態主導權」「要培養獅子型領導」。這次會議非常重要，終於向各級幹部坦白講明瞭「三改一拆」背後的真實目的。
5月2日在美國的基督教機構對華援助協會新聞網一則新聞中，溫州一信徒對記者說浙江民宗部門一文件三內容：一.整改十字架；二.必拆基督教私設教會點等違法建築；三.建立長效機制、下一步的基督教場所的建築技術標淮，要符合中國民族的文化特色。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央、浙江、溫州等當局各級組織有目的、有計劃地通過「三改一拆」的名義，行打壓基督教之實；借拆除違章建築的名義，實施打壓基督教影響力、控制基督教發展的非基督教或反基督教運動。可見，從目的性、計劃性、預謀性等方面看，今次打壓基督教的運動，的確與1920年代中共發動的非基督教運動非常相似。
另一方面，從2014年開始的這次打壓基督教運動與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相似性還在於它們都是直接、全面地針對基督教及其文化而來，反基督教、非基督教已經不分三自會、家庭教會了，而且把目標直接定為基督教的標誌——十字架。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中，在中國共產黨及其共青團的煽動下，上海學生立的「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稱基督教充當各國資本家經濟掠奪的先鋒和走狗，提出「現代基督教及教會，是我們的死敵，非決一死戰不可」！李石曾、陳獨秀、李大釗、汪精衛、蔡元培、戴季陶等為數77人的學者名流發表宣言通電全國，指出：「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便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 長沙學生疾呼「福音書多印一章，中國人多死一個，禮拜堂多建一座，無產階級身上的肉就多割一方。宗教末日到了」。接著開展收回教會學校教育權運動，不少教堂和教會學校被搗毀設施、宣教士被圍攻。在國共合作的北伐軍所向披靡的個別地方出現了強佔教堂、趕走牧師， 教堂、教會學校及醫院成為駐軍之所的現象。1922年來華傳教士達8,300人，非基運動後，1928年降至3,150人。
與非基督教運動類似，2014年開始的這場運動，很明顯的一個特點，就是對十字架過意不去。在浙江各地，無論家庭教會還是三自教會的十字架，很多已經被拆除，沒有被拆除的也被遮蓋或者熄燈。估計已經有近百個十字架被所謂整改。十字架是基督教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外在標誌，專門針對十字架的迫害，在義和團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才似乎發生過，此暴行再明白無誤地告訴世人這次運動就是以打壓迫害基督教為目的的。
2014年迫害基督教運動另外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迫害對象不分三自會和家庭教會，只要是基督教就打壓；不管你在體制內還是在體制外，只要是基督徒就要被整肅。淘寶網上基督教書籍被停止交易，上海、浙江一些公職人員正在被進行宗教信仰調查，所有共產黨員被要求填寫不信教承諾書。眾所周知，三自會是政府教會、體制內教會，政府一向扶持、袒護三自會，甚至聯手三自會打壓體制外的家庭教會。但這次政府首先大開殺戒、殺雞儆猴的卻是三自會，這讓人們震驚和不解。
其實三自會儘管是體制內教會，但也保留大量基督教元素，尤其是基層三自會和三自教堂裡面的信眾，不乏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要鎮壓基督教，也必然先從顯眼的三自會開始。這也揭示了2014年開始的打壓基督教運動，已經不再是體制內、體制外的問題了，問題已經是共產主義官方意識形態與整個基督教的矛盾問題。打壓家庭教會，原因是家庭教會是非法社團；但打壓三自會，的確是衝著基督教而來的。這個狀況有點象文化大革命中消滅基督教時期，當時不僅三自會，連宗教局、統戰部都被消滅殆盡了。
2014年的這次反基督教運動，也的確引起了三自會內部的震動和反抗，三自會內部的有識之士也看明白這次是衝著整個基督教而來的，再不奮起抵抗，可能三自會、整個統戰系統都沒有了。全國基督教協會副會長、金陵神學院副院長陳逸魯牧師在強拆開始之初，就寫文章《從現代管理看浙江政府強拆三江十字架的思考》指斥浙江政府「採用急於求成、強硬解決的手段，不符合現代管理的原則和智慧，勢必造成內傷，有損黨政形象，有損黨群感情，有損社會穩定，得不償失，是個失敗的施政例子」。溫州鹿城區兩會也發佈宣言若強拆繼續，退出三自。
更加罕見的是，5月12日，中國官辦教會總會——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對最近發生的強拆教堂和十字架事件發佈聲明，在《對部分信徒就浙江省「三改一拆」中涉及教堂、十字架等問題的答復》一文中，兩會對並不違章的十字架的拆移表達了不滿：「近日，浙江省各地又出現了教堂的十字架陸續被拆除或移位的情況，令人不安。眾所周知，十字架是基督教重要標誌之一，凝聚著信徒樸素的信仰情感。如果沒有超越當初建造時的設計標淮、也不存在安全隱患而被隨意地強行拆除或移位，我們認為這樣做是極不妥當的，應當立即停止！」兩會對強拆十架的不滿反應出體制內宗教部門的分裂，表面上是全國基督教機構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實際是中央掌管基督教部門內部的分裂。是要維護自己群眾基礎和自身存在價值的三自會成員，與徹底反基督教的官員的矛盾和分裂。基督教兩會如果這次不為信眾說話，就會失去信眾基礎，而且兩會已經感到事態這樣發展下去，似乎要回到文革——把兩會、統戰部都給端了——自身難保，這也是統戰部下三自會體系最不願看到的。
可見，從三自會內部罕見的反抗這次打壓基督教運動，直接說明瞭這次運動不分體制內外、專門反基督教、非基督教的本質。這點與1920年代的非基督運動非常相似。
當然，由於時代和共產黨執政掌權的階段不同，當今的這場非基督教運動與1920年代的也有很多不同。如眼下當局沒有調動媒體進行如同對待法輪功式的輿論轟炸、還沒有動員御用文人和民眾進行大規模的基督教批判，除了政權機關外，也沒有組織其他社會組織、發動大學生、學者名流進行反基督教活動。現在沒有不等於將來沒有，發動和組織1920年和今天的反基督教運動的政黨是同一個政黨，它隨時有可能將眼下的反基督教運動在地域和深度廣度上擴大。
總之，正如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由於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清黨，掃除共產黨及激進派而偃旗息鼓一樣，對付眼前的這場非基督教運動，也要中國基督徒及民眾拿出非暴力抗爭的勇氣，與邪惡力量不惜一戰，如此才能制止中共對基督教愈來愈嚴重的打壓、迫害和侮辱。
（四）.基督教中國化運動與文化大革命對比
2016年5月16日是文革發動50週年。5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一場演唱會翻唱了文革時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舞台幕布上還出現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等文革標語。一時間海內外驚呼文革要在50年之後僵屍還魂、興風作浪了。
由於基督教的西方文化背景，它於是成為文化革命首當其衝的迫害對象。50年前的文革一開始，就將矛頭對淮了基督教與天主教，認為是帝國主義的鴉片和毒物，紅衛兵對教堂、神職人員進行了全面的鎮壓和逼迫，全國的各級教會，徹底地關閉和銷聲匿跡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把基督教等宗教勢力的被鎮壓看成是文革的重要成果。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以反西方文化、無情鎮壓體制內宗教勢力、關閉統戰部門和司法部門、極其野蠻粗暴的迫害方式等等為特徵。
文革猶如義和團運動，它的反西方、反法治、反文明特徵是非常顯著的，文革的宗教迫害特徵還有：徹底地反對一切宗教、將宗教作為文化革命的對象、不僅鎮壓地下教會而且無情打壓官方教會、用打砸搶燒等野蠻方式對待宗教等等。這些特徵，在今次的強拆十字架運動中都得到了體現。
習近平於2013年甫一上台，就拉開了迫害基督教的帷幕。習近平是否在發動一場新文革，從2014年以來強拆十字架的運動就可得到肯定的答案。習近平上台後，頒布《國家安全法》，提出文化安全概念，認為基督教等宗教妨害了中國的文化安全、威脅到中共的意識形態安全。於是將基督教整體（三自與家庭）、基督教教義及所有組織都作為國家敵人來對待，而且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對基督教的壓制主要是出於基督教家庭教會非法組織的性質，而對合法的官方教會，打壓並不顯著。但是眾所周知，習上台後將基督教整體作為了敵人，不僅家庭教會而且三自會也受重創，浙江被拆十字架的大部分教會都是官方教會，連官方全國兩會高級官員顧約瑟牧師也被抓捕。這種整體反基督教、家庭與三自同時鎮壓、全國級宗教官員被抓捕等特徵，只有在文革中才可以看到。
文革的特徵還包括用踐踏法律的「打砸搶燒」野蠻手段迫害宗教，毀壞教堂、批鬥牧師、基督徒被遊街示眾等等。這次拆十字架運動中野蠻拆毀、焚燒十字架已近2000架、暴力強拆多個大教堂、對於抵抗強拆的牧師和律師強迫電視遊街、認罪，當局手段的粗暴凶蠻，與當年的紅衛兵與義和拳可以相比。
文革已經重演，起碼是在中國的基督教界；文革正在發生，當局正在掀起反西方、反基督教的文化之戰、意識形態之戰、宗教之戰。正如基督教在義和拳運動和文革中成為首當其衝的犧牲品一樣，當下的文革重演，最先和最強烈感受到的，也許就是基督教界。
4月22日至23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了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有基督教學者認為該次會議只推廣了江蘇、廣東、寧夏、河北等經驗，沒有把浙江拆十字架運動作為經驗推廣，似乎說明當局宗教政策有放緩的跡象（注27）。但是且不論當局開大會發佈的是一套，實際討論的又是一套，外界對大會的真實狀況難以把握外，大會之後的眾多事件也說明，浙江的拆十經驗被當局所肯定。
全國宗教會議結束不到一個月，5月20日晚，浙江省溫州市龍灣區永中街道朱垟基督教堂遭到政府放人員強行拆除。22日，信徒們在廢墟上舉行了主日聚會，其情狀非常悲慘令人感動。但是23日，該教堂負責弟兄吳輝，被溫州市公安局龍灣分局以「未經許可舉行聚會、遊行、示威」罪名進行傳喚，很明顯這是對22日主日廢墟聚會敬拜的報復。教堂被強拆、信徒無地方聚會，不得不到原教堂廢墟上敬拜，結果還被當局污蔑為「未經許可舉行聚會」。當局對宗教自由踐踏的野蠻粗暴、肆無忌憚，說明瞭他們如文革一般對基督教的迫害是不會停止的。
5月23日，《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記者張彥的文章《浙江兩年拆上千十字架，中國或進一步限制基督教》，其中指出：「習近平在上個月召開‘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的決定表明，他對有些政策並不滿意，這是15年來領導人首次召集這種會議。熟悉黨的討論的人說，會議打算把浙江省運動取得的經驗應用到控制全國的宗教團體上」。「消息人士表示，雖然政府不大可能開始在全國各地拆除十字架，但地方當局預計將開始審查教堂等宗教機構的財政及它們與國外的關係，這是限制宗教影響的努力的一部分，共產黨認為某些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具有威脅」。文中也引用北京獨立學者範亞峰對拆十字架運動的看法：「浙江發生的事情是一次測驗，」 「如果政府認為其成功的話，那種做法將會得到推廣。」
除了官方教會被拆十字架外，這次全國宗教大會後，對家庭教會（當局所謂的基督教私設聚會點）的整治有可能全面推進，據國內信徒中流傳的短信指出：據某省委統戰部傳達：習總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明確政府部門當前對基督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治理私設聚會點（家庭教會）。他將私設聚會點分為四類，並提出了相應的四種解決辦法：一是願接受政府管理、願接受基督教兩會工作指導的家庭教會，可給予登記；二是願接受政府管理，但不願接受基督教兩會工作指導的家庭教會，可給予臨時備案；三是不願接受政府管理、不願接受基督教兩會工作指導的家庭教會，要做好團結轉化工作；四是受海外教會滲透，既不願接受政府管理、也不願接受基督教兩會工作指導的家庭教會，要予以打擊。
可見，對家庭教會的分化收買、改造打壓工作會進一步加劇。即使家庭教會接受政府或三自會管理，在三自會體系裡面也絕無寧日，經受了兩年多文革式迫害的浙江三自會就是明證。所以，無論是家庭還是三自，各自起來抵制自2014年以來中共當局極左的宗教政策、在「文革化」的血雨腥風中對付仇敵，乃是當下最為迫切的任務。文革發動雖然已經50週年了，但文革式的對基督教的迫害卻正在發生、毫無停止的跡象。
四、 基督教中國化運動總結及中國文化基督化
這場由中國政府及其宗教部門發起的基督教中國化運動，仍然在中國大地尤其是浙江全境繼續進行著，截止到2016年1月底，已經有將近1800座十字架被拆毀，僅僅在2016年1月，就有20多座十字架被強拆（見文後附錄）。在運動中有20多位教牧人員、基督徒律師因為抵制強拆十字架而被長時間抓捕，到2016年2月，還沒有被釋放的牧師有杭州崇一堂主任牧師顧約瑟牧師、溫州平陽牧師張崇助、北京到溫州維權律師張凱、浙江金華市浦江縣浦陽基督教堂主任牧師李冠鐘及張淑貞夫婦、浙江金華城區基督教會的包國華牧師、邢文香牧師、包晨星傳道等。同時，「五進五化」「文化禮堂」活動仍在浙江乃至全國全面進行。
這場基督教中國化運動跟中國教會歷史上的本色化運動性質完全不同，首先它完全是由政府發動的，而非教內自發的；其次這場運動的目的在於改造基督教，而非本色化後更好地利於宣教；另外該次運動採取國家強制力的方式也與歷次的基督教本色化運動有天壤之別。
我們看到，當前的這場基督教中國化運動本質是一場政治運動，是用政治意識形態來改造、修正基督教的運動，是執政黨及其宗教部門發起、操作，由國家機器護航，為執政黨政治利益服務的運動。它雖然穿著學術、文化的外衣，並自詡為民國初期本色化運動的繼承者，而實際上它與基督教內部的文化、學術、宣教運動風馬牛不相及。可惜國內不少的牧者、學者、基督徒都被它所迷惑，有意無意地配合其繼續在神州大地上肆虐。這正如《聖經》馬太福音7：15～16：「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里豈能摘無花果呢？」。
官方的基督教中國化運動需要中國基督教界的批判，而由趙天恩牧師提出的「三化異象」尤其是其中的中國文化基督化，顯然是對官方「基督教中國化」政策的最有效解毒劑。它為正在經受壓力、迷惑甚至陷入迷途的中國基督教會指明瞭一條出路。基督教中國化與「三化異象」正好是針鋒相對，基督教中國化是將基督教改造，以適應中國文化及政治現狀，而中國文化基督化是將中國文化更新、改變成基督教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是中國文化被基督教所改造，前者是要改造修正基督教，後者是通過福音改變更新中國文化。作為基督徒，後者是我們的不二選擇（如神學家尼布爾（Richard H. Niebuhr）在其名著《基督與文化》（Christ and Culture）中提出的基督改造文化模式）。
「三化異象」是享譽海內外的趙天恩牧師提出的中國教會未來發展的目標，這個目標即異向就是：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和文化基督化。就與官方基督教中國化的針對性而言，中國文化基督化更需要極力推廣。何謂中國文化基督化？趙天恩牧師有很多論述，概括地講：「中國文化基督化就是以基督教的思想來影響中國文化，成全中國文化，在文化界站領導位置，成為主流思想。」（注28）「文化基督化的目的，就是以基督教的信仰改造中國文化，並且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社會里，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貢獻，並領導之。」（注29）
「文化基督化」是趙天恩牧師對中國教會和中國文化所提出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趙天恩牧師生前在他的眾多作品中論及「文化基督化」的主題，比較集中的有：1986年發表的《從中國歷史看福音與文化的關係》一文； 1987年發表的《福音與中國文化的更新》一文；1991年發表的《三化異象的發展》一文；1999年發表的《中國文化基督化》演講；2000年發表的《基督教與中國精神文明的重建》演講；2001年發表的《文化福音神學探討》演講；2001發表的《21世紀與後共產主義思想》演講；以及1982年發表的《從神學角度看政治》一文和《從神學角度看極權國家》一文。在這些文章和演講中，趙天恩牧師闡明瞭「文化基督化」的概念，先知般地給中國文化指明瞭出路也給中國教會開闊了視野、提供了異象。
不是基督教被中國化，而是中國文化要基督化。耶穌基督已經在這個世界作王掌權，他吩咐我們的使命中，就包括文化使命在內。正如馬太福音28:18-19：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吩咐我們的」中就包括「修理看守」的文化使命。
趙天恩牧師提出的「中國文化基督化」，已經成為中國教會一段時間以來並將不斷持續下去的使命、呼召和負擔，它也成為眾多神的僕人在中國當下進行福音與文化事工的旗幟、綱領和宗旨。基督教在中國當下的傳播，顯然不象明清之際那樣艱難，也不是1980年代僅僅是傳福音為主。現在是信仰深化的時代，是我們的信仰在主流社會發揮「山巔之城」巨大影響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需要的是堅持原則下的自我彰現、積極推廣和影響。一切正如約翰•加爾文所說：「欲想在天國得榮耀的，今生必須爭戰。」也如新譯本《聖經》創世記1：28：「神就賜福給他們，對他們說，要繁殖增多，充滿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所有走動的生物」。
註解：
注1：見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國本色化之必要性與可行性》一文
注2：見《約翰福音注釋》作者 卡森 D.A.Carson 譯者潘秋松 美國麥種傳道會2007年1月初版 178頁
注3：見《中國文化中之神觀》一文 作者 周鐵樓 《恩福》 2014年第1期
注4：見華人神學園地 http://www.chinesetheology.com/ByChan/Ricci1.htm 《利瑪竇本色化策略初探》一文 作者： 陳宗遠
注5：見石衡潭《趙紫辰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係及其融通實踐》一文，原載《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3期
注6：見趙紫辰：《從中國文化到基督教》，見《趙紫辰文集》第二卷第40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
注7：見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一期2001年12月《佛教對基督宗教在華的本色化的啓迪》 282頁
注8：見王治心《基督徒之佛學研究》，1-2頁
注9：見王治心《基督徒之佛學研究》，53頁
注10：見王治心《中國本色教會的討論》，張西平、卓新平編，《本色之旅：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文化學術論集》頁238-239
注11：見邸永君《翰林基督徒吳雷川》一文、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網站 http://www.cuaes.org
注12：見梁慧、柴燃恆 《「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吳雷川是如何看待和處理儒家傳統和基督教傳統》一文 維真網 http://www.regentcsp.org
注13：見2014年8月5日《中國民族報》
注14：見2014年8月26日《中國民族宗教報》
注15：見天亞社中文網http://china.ucanews.com 文章 《卓新平論基督教‘中國化’》 作者 吳莫言 刊登日期: 2015年7月8日
注16：見《中國民族報．宗教週刊》第7版的文章《基督教中國化的三要素》、作者卓新平、2015年3月17日發佈
注17：見《中國民族報》溫州《基督教中國化專題研討會在浙江舉行》，2014年10月28日發佈
注18：見天亞社中文網 http://china.ucanews.com 文章 《卓新平論基督教‘中國化’》 作者 吳莫言 刊登日期: 2015月8月18日
注19：見牟鐘鑒：《基督教與中國宗教文化生態問題的思考》，載張志剛、唐曉峰主編：《基督教中國化研究》第1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注20：見牟鐘鑒：《宗教生態論》，載《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1期
注21：見《天風》2014年第07期
注22：見浙江政府網 http://www.zj.gov.cn/art/2013/3/13/art_13012_77021.html
注23：見《中國樂清網》 http://www.yueqing.gov.cn/xxgk/dzdt_1/mryx/201404/t20140403_707552.html
注24：見浙江玉環政府網站 http://www.yuhuan.gov.cn/yggc/shamen/zcwj/201312/t20131218_70014.html
注25：見中國基督教網站 http://www.ccctspm.org 《紀念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六十週年暨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在滬召開》一文
注26：見《大時代的宗教信仰》一書23-24頁
注27：見對華援助新聞網理論百家《香港神學院院長評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一文
注28：見《扶我前行》第184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注29：見《扶我前行》第9頁 趙天恩著 中福出版
附錄：當下基督教中國化運動大事表
2012年3月31日至4月1日，由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與社科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基督教‘中國化’研究」座談會，除牟鐘鑒、陶飛亞、張志剛等發表的中國化言論外，卓新平發佈《基督教中國化探討》。
201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大宣佈習近平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在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的過程中提出「中國夢」，並定義其為「實現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
2013年3月17日，新當選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在講話中九次提到「中國夢」。
2013年11月9至12日福建武夷學院召開的「近現代基督教的中國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3年11月22至2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辦與燕京神學院合辦的「基督教與和諧社會建設」國際論壇，第五場即是「基督教的中國化及其實現和諧的努力」
2014年2月27日，浙江杭州餘杭區黃湖鎮黃湖基督教堂房頂上的十字架被拆除，在此之前該區喬司教堂的十字架已經被拆除。黃湖基督教堂十字架是第一起外界得知的被拆十字架。
2014年4月28日浙江溫州三江大教堂被強拆，夷為平地。
2014年7月21日，因強拆浙江溫州平陽縣水頭鎮救恩堂十字架，官民發生激烈衝突，被稱為平陽救恩堂教案。
2014年7月18日，基督教全國兩會邀請全國各地教會、神學院近20位教牧同工，就「基督教中國化」議題召開研討會。全國各地基督教兩會同時展開研討。
2014年7月中國基督教三自會刊物《天風》第7期發佈三自會總幹事闞保平《關於中國基督教教堂建築中國化問題的探討》和何琦《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教堂》等文章，以上文章在7月21日又發佈在浙江基督教網站首頁、長期放置。
2014年8月5至6日上海舉行「紀念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六十週年暨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
2014年10月26日至27日，第二屆「基督教中國化」學術座談會」在北京舉行。
2014年10月下旬在浙江樂清柳市舉行的「基督教中國化專題研討會」等等。
2015年3月17日卓新平在《中國民族報．宗教週刊》發佈《基督教中國化的三要素》文章。
2015年3月25日，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會議在滬召開。會議確定的兩會主要工作有：深化「三自」教育，促進基督教中國化。
2015年5月5日，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浙江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聯合發佈關於《浙江省宗教建築規範徵求意見函》，並附有該省宗教建築規範徵求意見稿。不久該規範就被正式施行。
2015年5月18日至20日，中央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出席會議並針對宗教工作指出：要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2015年7月10日，顧約瑟牧師擔任會長的浙江省基督教協會發佈對浙江省民族宗教委員會的公開信，指出強拆十字架運動嚴重傷害了全省200余萬基督徒的感情，對黨和國家已經執行及不斷完善了六十餘年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公然踐踏，是嚴重的違憲行為。
2015年7月26日，由於依法抵制政府部門強拆十字架，2015年浙江金華城區基督教會的八名教牧人員被金華公安部門刑事拘留，他們是：包國華牧師、邢文香牧師、包晨星傳道（包國華讀神學院的兒子）和其它五名教會管理人員。
2015年8月底，溫州警方採取了一項自去年初拆十字架以來，規模最大的針對基督徒的抓捕行動，包括律師、牧師、長老在內的近20位捍衛十字架人士被抓捕。有張崇助牧師、黃益梓牧師、張凱律師和助理劉鵬律師、方縣桂律師、王運顯長老、周愛平長老、魏文海、周建、程叢平傳道、黃曉遠傳道、張制傳道等等。
2015年11月20日至21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宗教學會、北京市基督教兩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辦的「基督教中國化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京舉行。
2016年2月6日，中國全國基督教協會常委、浙江基督教協會會長顧約瑟，被杭州市檢察院以「涉嫌挪用資金罪」正式逮捕。
首發：2017年1月15日，《中國戰略分析》2017年第1期，總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