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對美國秩序的決定性影響

（說明：本文是Russell Kirk所著《美國秩序的根基》一書第五章第四節，本節原名為：這是由兩股力量統治的世界。張大軍譯）

在奧古斯丁去世之後一百五十年，曾被人們長久稱為永恆之城的羅馬在外形上依然如故。不過，羅馬已虛弱無力，而且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元老院甚至已經不再舉行會議。西羅馬帝國的最後一位皇帝奧古斯都魯斯（Augustulus）已在476年退位。野蠻部族的首領統治著意大利大部分地區，野蠻部族--主要是倫巴第人（Lombards）-佔領了意大利半島的很多地方。君士坦丁堡的東羅馬帝國皇帝依舊聲稱對西羅馬享有主權，通過拉文納的總督（viceroy）管理意大利未被蠻族佔領的其它地區；不過，在整個「羅馬公國（duchy）」--羅馬城周圍的古拉丁區，他們沒有什麼權威。

在哥特人最後一次圍困羅馬城期間，也即六世紀中期，圍城者砍斷供水管道，守城的指揮官則將所有的平民趕到城牆之外。後來回到羅馬城的人只佔據了城牆內三分之一的面積--他們轉到台伯河沿岸，因為那裡依舊有水源。在今天的古羅馬廣場上，當時所立的一個紀念碑孤零零地矗立在那裡；它便是那裡所立的最後一個建築物：佛卡斯（Phocas）圓柱，為的是紀念東方的某位殘暴無能的皇帝。如果不是天主教會在帝國廢墟上崛起，羅馬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由於聖彼得曾是服侍羅馬人的使徒，由於聖彼得和聖保羅都曾在羅馬殉道，由於古典世界有從羅馬那裡接受指令的習慣，羅馬的主教們--也即教皇--在這個時期逐漸擁有相對於遙遠的皇帝宮廷的獨立性，而皇宮對教會關切的問題也將信將疑。在五世紀和六世紀的很長時間里，羅馬主教相對所有其他主教的優先地位尚不明確：但凡東羅馬帝國在意大利掌握任何實際權力，羅馬主教便小心謹慎地避免正式主張對耶路撒冷、安提阿、亞歷山大和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區享有絕對的優先地位。不過，在492年到496年任教皇的格拉西（Gelasius）一世毫不含糊地宣稱，「這是由兩股力量統治的世界」--一股力量是國家，一股力量是教會，這就是「兩把劍」的教義。很快，事態的演變讓羅馬教廷得以更為強有力地主張它的權威。

我們所謂的中世紀在古典時代和現代之間，很快就吞沒掉原有的秩序。將古代世界和中世紀連接起來的是聖徒和教皇大格列高利--他也是教會最後一位拉丁博士。在教會內部，在某種程度上也在教會外部，他在這一歷史性轉折時期維繫了秩序的連貫性。

格列高利大約出生於540年，是一位元老院議員的兒子，家族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擁有大量的產業。就像他的先祖那樣，他年輕時打算從事公職，而且曾被任命為羅馬的城市官員--實際上就是已經衰敗的羅馬城的總督。不過，他非常虔誠，讀過很多聖奧古斯丁的作品，於是，他在574年離棄公職，成為一名修士，在西西里創建了六所修道院，將他家人在羅馬的宮殿改造成另一所修道院，並在領受副主教的聖職後很快被任命為教皇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他繼承了先祖們的管理公共事務的才能，不過他更喜歡沈思默想的生活，於是在586年成為羅馬一家修道院的院長。他的平靜生活沒能持續下去。

大格列高利

590年，教皇帕拉糾二世和許多其他羅馬人死於瘟疫。羅馬城的神職人員和民眾一致選舉格列高利為新的教皇。這位固執的修道院院長懇請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不要批准選舉結果。他想過因此逃跑，可是，在590年，人們將他活生生地拉到聖彼得大教堂，他在那裡就任羅馬主教。像羅馬共和國的地方長官一樣，這位羅馬古老的高尚美德的最後榜樣成了「被徵召的教父」。

格列高利如此不情願接任聖彼得大教堂的主教一職，不僅僅是由於他喜歡宗教默想，因為當年的羅馬看似了無希望。東羅馬帝國皇帝的總督「比倫巴第人更加敗壞」，已聽任羅馬自生自滅；倫巴第人的領袖們從南面和北面威脅羅馬公國。丹尼爾-洛普斯（Daniel-Rops）評論道，「意大利一直在遭劫掠，蹂躪它的野蠻暴力不僅僅出自倫巴第人：每一年都有更多的城鎮被燒毀；旅客在通衢大道上沒有安全保障；淪為奴隸的罪犯成群結隊地在街上遊蕩，脖子上纏著繩索，好像一群狗。」8格列高利曾為城市長官；現在，雖然他的身體總是弱不禁風，他卻必須作他們的教宗。他後來會冷冰冰地感嘆說，「在這個時代，我不知道教皇是該作為一名靈性領袖還是世俗的君王！」

由於羅馬已沒有了世俗的權力機構，格列高利只能同時擔當近乎世俗君主的角色。在被拜佔庭軍隊拋棄的情況下，他發現有必要單獨與倫巴第的公爵們達成和平協定，並向軍隊發號施令。為了維護公共秩序，給羅馬正挨餓的窮人提供食品（政府已無力再給他們提供麵包或馬戲），他必須承擔最高地方長官的職責。「彼得的財產」（Patrimony of Peter）包括教廷廣泛散布在羅馬周圍、意大利其它地方以及海外的產業。格列高利將之整頓組合，後來這些產業就變成了所謂的教會國（States of the Church）。

他仍舊認可遠方的皇帝的主權，因此沒有正式宣稱教會享有優先地位。不過，當君士坦丁堡主教在莫理斯（Maurice）皇帝的鼓勵下試圖將自己封為「普世大牧首」時，格列高利（他僅以主教的名義簽下自己的名字）反對這一做法，並取得了成功。格列高利教皇通常以「上帝僕人的僕人」的風格行事，不過，他的政策給世界帶來的改變不遜於任何皇帝。

實際上，格列高利的領導將東西羅馬帝國間尚存的政治聯繫割斷了，也促使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向北傳給條頓人。在格列高利的派遣下，坎特伯雷的聖奧古斯丁到英國促使異教的盎格魯人和撒克遜人改信基督教。格列高利差派的其他傳教士很快在日耳曼人的土地上結出果實，改信基督教者非常普遍。中世紀的西歐開始成形，羅馬將成為其靈性中心。

坎特伯雷的聖奧古斯丁

H. A. L. 費雪（Fisher）寫道，在格列高利的領導下，「羅馬教廷就像暴風雨中的燈塔一樣矗立在西歐。」9格列高利擁有羅馬人源遠流長的才幹，善於管理具體事務。他的社會原則和他的神學一樣都源自希波的聖奧古斯丁。他努力試圖讓教會盡可能地接近上帝之城的樣子。假如他沒有嘗試派遣傳教士到很多地方，與蠻族的國王建立經常性聯繫，並在可能之處建造修道院，古典時代與新興的西方之間的文化和體制連續性可能會被徹底打斷。他的講章依然是基督教應用性教導的範本，他有關教牧規則的書包含許多治理社會的箴言--這些箴言從未失去其針對性。他是古代社會秩序的最後一人。

格列高利明白，古典時代的架構不可能保存下來。在獻給殉道士納利烏斯（Nereus）和阿奇利烏斯（Achilleus）的地下大教堂講道時，格列高利說，「看看現在的世界凋零成什麼樣子了；不過，我們的心裡依舊在貪戀這個世界。到處都是死亡，到處都是悲傷，到處都是荒涼哀戚；我們四面受擊打，我們渾身上下都滿是苦毒。不過，由於我們的頭腦已被肉體慾望蒙蔽，我們卻喜愛這種苦毒；當世界離棄我們時，我們卻去追隨它；當世界崩潰時，我們卻抓住它不放。既然我們無法支撐起它，當他敗落時，我們就一同敗落。我們企圖抓住它，卻在他敗落時與它一同敗落。」

他的羅馬會眾當時還在地下聚會，就像已經被埋葬一樣，卻仍覺得與他們頭頂上正遭劫掠和崩潰中的羅馬這座此地之城息息相關。格列高利鞭策他們要追求永恆之物，說道：

「這個世界曾讓我們對其中的快樂戀戀不捨。現在，它卻滿是苦難，以至於成為我們尋求上帝的動因：所以，好好想想，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全是虛無。世俗之物的終極歸宿向我們顯明，可能衰敗和泯滅的東西只是虛無。它們的毀滅向我們宣告，這稍縱即逝的東西非常接近於虛空，儘管它可能看似堅固牢靠。」10

可是，上帝的秩序卻永存：天堂的秩序、地獄的秩序和煉獄的秩序（這最後一個說法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格列高利）。格里高利在講道中說，在當下的生命中，我們要盡可能地潔淨自己；我們的生命就是一個漫長的懺悔和贖罪的過程。中世紀--信仰的時代--在向他招手。

如果主持聖彼得大教堂的那些格列高利的繼承者們能夠達到格列高利的高度，中世紀的社會秩序可能會比之前的任何秩序更加公正。中世紀的教會確實維繫了某種秩序，正如它延續了某種學問。不過，它沒有變成上帝之城。十九世紀的阿克頓勳爵寫道，教會肯定是由上帝命定的，因為沒有哪個僅僅由人類建構的體制能夠在犯下這麼多的罪行和失誤之後仍舊延續下來。不管其中的緣由究竟如何，格列高利一世向已經野蠻化的西方世界傳播了一種道德秩序的觀念，並為它留下一份沈甸甸的文化遺產。這些觀念和遺產熬過黑暗時代的人間地獄，留存了下來。

格列高利看顧的那種秩序後來歷經成百上千年，後來成為美國社會根基的組成部分。美國人的靈魂秩序端賴基督教：正如十八世紀的托爾維爾觀察到的那樣，美國人負責任的自由來自基督教「習俗」--源自人們借以規範其做派的思想和行為習慣。而且儘管美國的政治秩序是多元主義的，並已部分世俗化，它同樣大大得益於基督教的教導。

托克維爾時代的美國

二十世紀的很多人不太容易理解，一個文化的方方面面是如何從共同的宗教信念中發展起來的。不過，希伯來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文明都是從宗教的土壤中成長起來的。一旦宗教教義的力量衰落，那些文化也就開始衰敗了。大格列高利的努力構築起通向中世紀的橋梁，而共同的信仰則再次在中世紀成就了一種高等文化。很明顯，人們在哥特式和羅馬式教堂仍能欣賞到的中世紀建築風格的靈感源自宗教，其他所有藝術形式也都如此。經濟活動是在教會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從修道院的農業地產到以基督徒兄弟會為其發端的手工業行會。教會淨化並經常引導中世紀的政治秩序；皇帝們和國王們被迫承認教會的道德權威；大多數政治管理的實際事務由「辦事員（clerk）」或神職人員（clerics）執行。

在中世紀結束時，宗教形式的轉變會反映在政治形式的變化之中；不過，基督教的遺產會延續下來。於是，基督教對人類狀況的理解大多經由英國傳到美國，讓美國的政治秩序獲得了內在的統一。美國的政治並非僅僅是全國性黨派會議或者總統選舉；相反，這些大會和選舉以及美國所有其它政治實務創新都是手段而已，目的是為了落實有關人類狀況的一系列信念。這些信念不都是基督教的，不過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的。

約翰 海勒威爾（John Hallowell）在評論現代民主時充分闡釋了這一看法。海勒威爾說道：「世俗王國所追求的和平與正義是好的，但也只是相對而言如此，因為儘管他們所追求的和平與正義對實現持久和平與完美正義是必不可少的，卻不等同於後者。人應該忠誠於自己的社會；不過，因為他們有超越於此世生活的終極目的地，他們便有更大的義務和更堅定的忠誠，也即對上帝的忠誠。

這一教導的目的不僅是要對世俗領地和靈性領地加以區分，還要讓世俗權威接受一個更高的權威的裁定。柏拉圖曾以為只有少數人才適合的智慧和德性的生活現在被視為所有人都可靠著上帝的恩典平等享有的東西。這對政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既然存在著某種高於特定國家的權威，那麼，沒有任何國家還能夠要求我們絕對效忠於它，或者試圖控制我們所有的生活....人們能夠辨認出，這種見地實際上源自基督教的教義。」11

基督教沒有划定任何特定的政治體系。教會曾和王國、獨裁政權、貴族政體、寡頭政體、共和國、民主政體、甚至二十世紀的某些極權政體共存。然而，一旦基督教信仰為某個民族普遍接受，那麼，任何政治安排都會受到基督教有關道德秩序的教義的影響。這一道德秩序會作用於政治秩序。基督教有關正義、仁愛、共同體和義務的觀念可能會在不急速改變政府架構的情況下轉化一個社會。個人的價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以及對所有世俗權威的限制--這些都是將塑造美利堅共和國的基督教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