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存續須有宗教信仰作支撐

劉仲敬

近代以來的一系列慘痛教訓，使得中國人對「文明」的認識經歷了數次大的轉變。儘管感情上難以接受，我們也一直在學習西方，先是學「器物」，後來學「制度」。然而，同樣的器物和制度，卻總是在中國遭遇滑鐵盧。西方文明為何會在中國水土不服？文明的精髓究竟是什麼？千字君推薦劉仲敬的一篇採訪稿，供大家參考。

問：您是如何接觸到基督教，進而接受這個信仰的？

劉仲敬：我第一次看到與聖經有關的東西應該是在英語閱讀材料之類的東西，像是《聖經故事一百篇》或者是諸如此類的聖經故事摘要這樣的讀物。當時這樣的讀物應該是八十年代作為英語輔助教材、作為文學的一部分出版出來的。我記得其中有一篇，好像是《聖經故事一百篇》的選段，第一篇就是創世紀那一篇。我第一次看到完整的聖經應該是98年前後，在烏魯木齊的一個天橋上，看見有人在地攤上賣聖經，二十塊錢一本，新加坡聖經公會印制的聖經，然後我就花了二十塊錢把它買回去了。在那以前的時候，我其實已經買了一部古蘭經。當時好像除了新華書店以外，很少有別的書店。一般比較有點逼格的書，要你自己跑舊書店才能買到。基本上所有的書店裡面都能夠買到古蘭經，但是聖經卻總是沒有。那是我第一次買到完整的聖經，從頭讀到尾。

我在第一次讀聖經的同時，正在迷戀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就是托馬斯·布朗或者是泰勒那些人的文學，像《翁葬》、《醫生的宗教》那些東西。當時在我的認知世界里，這些書都是連在一起的。我第一次讀聖經的時候，首先最著迷的地方就是所羅門王的箴言、詩篇那些部分。對於我來說，它代表的是一個跟我原先熟悉的西方文學非常不同的世界。當時我自以為自己是非常熟悉西方文學的，但是想了一下，在我以前熟悉的文學風格中間，似乎是缺了一大塊。直到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把聖經當作一種帶有獵奇性的知識來考慮的。我的整個認知世界大體上很像是陳樂民或者資中筠那些人寫的書上的那種人文主義色彩的認知世界。在這個認知世界當中，教會是一個遙遠的背景，而且大體上扮演的是一個負面的角色。文明、啓蒙和進步才是世界的主流，西方在這個世界主流中走在前面，但是前提條件是打破了原來教會對文明和進步的各種約束作用，像是啓蒙衝破枷鎖一樣，才能夠解放出現代的自由和文明。現代的自由和文明主要就體現於解放，而解放，在當時我也跟大多數人一樣，分不清楚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和他們所說的教會對于思想的束縛到底是什麼關係，只是模模糊糊地傾向於一切自由和解放都是比較好的。

我想我後來對這兩件事情有點區分，大概已經是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事情了。那時候是國內第一批開始引進哈耶克和波普爾這些書的時代，開始區分英美思想傳統和歐洲大陸思想傳統的時代。那時候我開始私下裡思考各種不同思想傳統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然後對照我自己和我周圍的世界，開始對基督教有一種，除了抽象理論以外，還有其他方面的考慮，一個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都不考慮的問題，就是說組織結構和社會基層的問題。這一點，我依靠的東西與其說是正式的歷史材料，倒不如說是文學作品和其他各種間接材料為我提供的歐洲社會的方方面面。對照當時思想界最流行的學說，就是英美思想流派和歐洲大陸思想流派的區別，再對照我對歐洲大陸和英美社會結構的瞭解，這個主要的區別就顯示出來了。

這使我得到的主要啓示就是，我以前一直不相信官方的歷史學說，但是我相信啓蒙主義者勾畫的那種歷史學說，現在我發現這種歷史敘事當中仍然有著重大的缺陷或者說是重大的漏洞。如果按照他們的描繪，應該是近代以來隨著宗教勢力的退場，社會逐漸趨向進步，而這個進步的中心應該是在法國，主要是啓蒙者所做的事情。但是我從各方面看到的情況是，法國所代表的歐洲大陸和英美之間，社會發展出現了明顯的不同。在英美社會上我沒法注意不到，被稱為是進步的人文主義知識分子，包括哪怕是像傑斐遜總統這樣的自然神論者，在社會上只是一小撮，非常少的一小撮，社會的基層仍然是基督徒，而且大多數社會工作是由牧師和教區完成的。即使是知識分子，通常啓蒙者告訴我們，這些人應該是解除了基督教束縛的世俗人文主義者，但是在美國，一般人認為自由民主最先進最典範的國家，它實際上依靠的是愛德華茲牧師這樣的人，他們發揮的作用比傑斐遜總統這樣的人發揮的作用要大得多。

而在法國，與啓蒙者所描繪的路徑基本上是相符的，就是說，十八世紀以來，基督教的力量，至少在社會意義上是大大削弱了，國家通過官僚組織侵奪了中世紀教會所掌握的主要權力。同時尤其重要的是，教育原來也是教會所主辦的，現在國家利用納稅人的錢建立世俗大學，世俗大學大量生產了世俗知識分子，世俗知識分子通過教育改革控制了最基礎的學校教育，掌握了塑造人類，特別是人類兒童心靈的重要權力。以前，我想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國家教育，義務教育，如果做不到才是錯誤的，但是我比較深入地瞭解西方歷史以後，才覺得這是世界歷史的一個重大關口。在這以前，這些事情都是由教會主辦的。國家把兒童從教會手裡面奪到自己手裡面，並不是出於開明和進步的邏輯，而是為了掌握塑造新國民的權力，他們要把這些新國民塑造成忠於具體的世俗國家，比如忠於法蘭西和德意志，讓他們為國家去死，讓他們把政治看得比宗教還重要，例如法蘭西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們是法蘭西國民，效忠於法蘭西，按照這種新的邏輯構建近代世界。最後，正是由於這種新的邏輯，世界大戰才會出現。

在我們的歷史敘事中，前者都是進步，他們也不會提到這些事情和近代世界大戰和現代專制國家之間的立體聯繫。但你從許多蛛絲馬跡中都可以看出這一點，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精神危機中，有很多保守派，比較傾向於保守的人士，像德國的黑塞這些人都發表意見說，之所以會發生這些事情，就是因為傳統的基督教信仰衰微了。基督教的共同體是普世的共同體，它要求人們通過愛基督愛全人類；而現在的教育，所謂進步，則要求人愛自己的國家，仇恨其他的人類。正是因為這樣，才會在表面上極度的開明和進步之中，爆發世界大戰這場災難。而且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和英美仍然是有差別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變得更接近於歐洲了，但是美國仍然有自己的傳統，可以說，美國直到現在仍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基督教國家，它的鈔票上仍然印著「我們信仰上帝」。而歐洲呢，通過福利制度和官僚體系的進一步發展，變得益加世俗人文主義了。

我想大多數進步知識分子都會更喜歡歐洲那種世俗國家的模式，但是無可否認，無數蛛絲馬跡都向我們顯示，美國才是真正有活力的社會。而北約之所以能夠戰勝蘇聯，靠的還是里根總統這樣的人。而里根總統的精神力量，它並不是來自於我們開明知識分子所想象那樣，自由、憲政諸如此類的東西，他靠的不是別的，就是基督教信仰，而這些東西恰好就是我們知識分子企圖嘲笑和抹去的東西。如果我們啓蒙知識分子的說法是正確的，那麼里根總統這些人所信仰的那些東西，恰好就是跟XXX企圖讓中國兒童相信那些東西一樣的，都是開明和進步的障礙，都是我們這些啓蒙知識分子應該加以掃除的東西。所以他們的敘事體系一定是有很大的問題的。

這些問題需要解釋，以後我一直在尋找解釋。我自己的思想方法其實不是很完整、很系統，只是把我觀察到的各方面的材料湊起來，像是格林童話裡面的《漢塞爾與格萊特》一樣，用麵包屑標記路徑。這些路徑不見得是全部的真理，但是如果它揭示了原先我以為是天經地義的認知結構是錯誤的，那麼這條線索的發掘大概就是沒有問題的。以後，我一直到現在都在做這些事情，逐步地把各個片段的信息和材料聚集起來，試圖發現它們之間的相關性，在整個散漫的、布滿整個世界的知識當中，尋找一種被稱之為格局的東西。在這些格局的背後，我越是往這個方向走，就越是發現基督教在這個格局背後的力量。現在我傾向於認為，缺少了背後這個基本格局，整個西方文明就失去意義了。在整個西方文明失去意義的前提下，我們在五四以來，或者說整個近代中國以來，當作開明和進步的所有東西都變得喪失意義了。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獨立宣言》

最後，我現在越來越傾向於這種假設：我們現在當作開明和進步的東西，與其說是真正開明和進步的東西，不如說是基督教文明在高度發展以後，產生出來的剩餘資產；而我們拿著這些剩餘資產，實際上是腐蝕和破壞了產生文明資產的基本力量；而這個文明資產的基本力量，過去和現在，仍然是基督教和基督教會，如果抽去了它的價值內核和組織內核的話，我們現在所知的西方文明不一定會存在。當然這不是確定性的結論，因為我的思想方法仍然是按蛋頭學究那種講論證的思想方法，所以按照這種思想方法，你不可能得出確定的結論，但這肯定是一個具有高度蓋然性的學說。這個高度蓋然性的學說，肯定比我從出生到現在學習到的其他所有學說都更接近於真理。

問：教會在社會上發揮的作用是什麼？

劉仲敬：從前我一直用比較純粹世俗的方式來解釋歷史，最近幾年我把有神論的因素加入到我的歷史體系里。之所以這樣，也是因為不得已，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因素的話，歷史體系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完整。缺少了這個因素，有很多問題就變得不一樣了。像社會組織這種東西，你可以把十九世紀以後的社會組織，特別是列寧主義政黨，看成是一個沒有上帝和基督的反面教會。它的組織形式，它的黨支部書記其實就是一個相當於教區牧師的角色，他隨時隨地，在牧師給你講聖經的禮拜天，支部書記也會召集他的黨員什麼的，學習馬克思的著作，講階級鬥爭，講工人團結的道理，諸如此類，然後他也是能夠提供養生送死的全方面服務的。

在這一點上，我發現了自由主義理論有一個重大的缺陷。因為以前我也算是廣義的自由主義者，這種理論等於說是要強調個人的獨立和尊嚴，一個人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不牽累任何社會組織。但實際上這樣製造出來的人在社會上是非常孤立無援的，也許極其有教養或者是有錢的人能夠維持，但是普遍的草根老百姓，如果處在這種狀態下，那結果是非常不安全的，他們應付不了意外事故的風險，甚至在死亡面前都沒人安慰他。如果不考慮其他的意識形態方面因素，僅僅考慮社會生存能力的話，那麼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假如是信仰了我原先認為是最合理的自由主義理論的話，那他過的生活將是極其孤立的；而相反，如果你是有團體的，無論你是計劃體制的工會團體，還是基督教的教區團體，還是伊斯蘭教的教會團體，那麼你在社會上生存，安全和有保障的程度都要大得多。

我當時正在跟其他一些人論戰，有很多自由主義者在這方面是非常堅定的，他們認為計劃體制也好，基督教、伊斯蘭教主義也好，都是落後的，限制人類意志自由的，只有人的絕對意志自由才是值得追求的目標。我不能夠完全從理論上反駁他們，但我直覺地感覺到不對勁。他們描述的這種人，如果在社會上生存的話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意外事件所抹掉。他們跟其他，比如說是有愛心的、相互幫助的團體相比起來，是極其脆弱的。

別的不說，因為我習慣於用歷史實例做具體的思考，假如是一群自由意志主義者組成的移民團體在北美洲海岸登陸，像清教徒在馬薩諸塞那樣建立殖民地，他們會得到什麼樣的下場呢？我們知道的歷史就是，清教徒的團體在馬薩諸塞建立了自己的共同體，頂住了極為艱困的局面，最終變成了現在美國的種子。美國是一個高度結社自由的國家，誰高興結社都可以結社，我知道有很多社會主義者都結成了類似的團體，想要搞新和諧村，搞社會主義實驗。但我看到的情況就是，他們沒有一個能夠維持到一、兩代人以上的。無論最終的原因是什麼，但事實擺在眼前：無神論者或者世俗主義者搞的結社是極其脆弱的，無論是在自然環境還是在社會環境下，都沒有什麼抗壓能力。而人類團體的前途，通常不是取決於你在最繁榮時刻的最佳表現，而是你在處於最糟糕時刻抵抗困難的手段。

僅僅是由於這一個淘汰標準的話，我就可以相當有自信地說，無論從政治理論上應該怎麼樣解釋，從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沒有宗教信仰的團體是短命和脆弱的。最後的歷史繼承人不是像計劃體制所說的那樣，是屬於無神論者；也不是像啓蒙主義者說的那樣，是屬於信仰自由、開明和進步的人；最終，它仍然要屬於有信仰的團體，只有有信仰的團體才能夠繼承世界。我能夠根據蛋頭學者都可以接受的那種能夠覈實的證據，可以很有把握地推出上述結論。其他的結論呢，我有很多基於直覺的結論，但是這些結論我不敢說一定能夠經得住論證和覈實的程序，所以我就先不提那些。就說這一點我能夠絕對有把握、經得住驗證的結論就足夠了。

問：對照教會在西方歷史中的角色，您怎樣看待中國教會在中國社會轉型中的角色？

劉仲敬：因為中西比較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的問題，我可能是從小就非常熟悉這方面的爭論，在這方面的各種學說我多多少少都瞭解過，而且都曾經在過去的某一個時期傾向於相信它們，但最後都覺得它們存在著很多缺陷。照我最近這一時段的想法，我覺得這裡面的問題好像是存在於組織方面。我們所說的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東西，歸根結底是要歸究於，它的社會是一個高度散沙化的東西，我把它稱之為「一輪紅太陽，十億藍螞蟻」的結構，它極度缺乏最上層和最下層之間的中間團體。如果用社會資本這種學說的話，那麼它就是一個社會資本高度匱乏的地方。

而西方之所以能夠在近代把它的秩序輸出到全世界，就是因為早在近代以前，它的社會資本就極其豐富，它的社會中間層比東亞要厚得多，內部的小團體和錯綜複雜的社會網絡結構要完善得多。而這些網絡結構中間，毋庸置疑，教會是其中最核心、最深刻、最基礎的部分。我們過去注意了太多那些知識分子搞的東西，其實只是水面上的泡沫，水面下最堅實的基礎始終是教會。而西方背後輸出的那些秩序，你只要順著歷史線索，追溯到足夠遠的話，最後總是跟基督教有關，即使不是直接出自於基督教的，至少也是出自於跟它有高度相關性的因素。

而中國方面呢，我不大確切知道「社會轉型」是什麼意思，就是說，我現在強烈地傾向於，現代知識分子所談論的社會轉型，恐怕是建立在一系列誤解的基礎上的，因此本身不能夠作為有效的討論範式。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說近代以來，東西方開始接觸的過程中，彼此之間立刻就能夠發現雙方社會組織的強度是相去甚遠的。西方社會組織的強度要大得多，在宗教方面尤其是這樣。在傳統的十七、十八世紀以前的東亞社會，找不到可以與西方教會相提並論的社會組織，這一點可能也就是造成東亞社會格外脆弱的主要原因。而近代以來教會的輸入，我把這種事情稱為秩序輸入，跟它的人口之少是極其不成比例的。

有很多民國史專家，我不知道他們注意到沒有，在中國近代史上發揮格外重要作用的人物中，基督徒所佔的比例跟他們在當地人口所佔的比例是極其不相稱的。百分之幾的極少數人口在歷史上發揮的作用，好像是佔據了半壁江山，甚至大半壁江山的樣子。然後，在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變局中間，情況突然被逆轉過來，教會受到壓迫，最終基本上被趕出中國或者是進入了地下，然後在這個時期，中國就又要經歷一次高強度的社會沙漠化。用我自己創造的術語就是說，明清時代的東亞社會已經是高度散沙化了，除了高高在上的強大的皇權和官僚體系以外，社會上還能存在的組織，除了以血緣關係維持的宗族組織以外，已經沒有多少了。在49年以後，連這樣的組織也被打破以後，基本上可以說是除了官方的組織以外，一切民間社會都已經徹底不復存在了。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只有官方權力而沒有民間權力這種可怕的狀態。以後發生的所有災難，歸根結底都要歸咎於這種可怕狀態。

所謂轉型，如果它還有什麼意義，就是從這種狀態中走出來，重新積累一些可持續的社會資本。那麼可持續的社會資本是從哪兒來呢？實際上歸根結底就是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教會，第二部分是非教會的NGO。在這兩部分當中，你必須得比較一下它們的活力和耐力。這一點不是我根據理論上判斷的，而是根據世界各國，包括東亞和中國，實際上各種非政府的民間和社會組織的活力和耐壓性來看：如果是在繁榮昌盛、一個高度民主和法治的社會裡面的話，它們的活力和耐壓性不是很容易區別的；但是如果處在一個高壓或者是其他因素造成的極其困難的環境下，差別馬上就顯示出來了，教會顯得非常強大而耐壓，而沒有宗教背景、純屬世俗的任何團體，尤其是知識分子團體，即使它們在繁榮的時候顯得非常強大，在困厄的時候卻總是不堪一擊，像泡沫一樣迅速地碎裂了。

我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傳播歷史下過一番工夫，最後得出的結論就是：在十九世紀進步知識分子曾經認為教會是過時的東西，資本主義是比較好的，世俗人文主義搞的新教育是比較好的，但是真的到共產主義來的時候，那些被認為是先進的、有錢的人、有知識的人、有學問的人、掌握有一切為世人所羨艷的東西的人，真的在布爾什維克面前就像雞蛋一樣脆弱，沒有幾年就化為烏有了；但是原本被很多有錢人和有知識的人瞧不起、認為是很土鱉很愚昧的教會，卻是始終打不倒壓不垮。最後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間，最強大最有效的力量仍然是像波蘭天主教會這樣的力量。

而在韓國這樣的威權主義政體當中，最有力的、最能保護社會的力量，仍然是它的教會。我原先想象不到，大多數人都會以為韓國本來是跟明清的中國社會結構比較接近的，是一個強大的儒家的宗族主義的社會，有一個專制國家和官僚體系，跟明清社會是差不多的，但是韓國民主化的過程和社會基督教化的過程緊密地摻雜在一起。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台灣民族運動或獨立運動興起的過程，和台灣的長老會同樣是有分不清的關係。我再追溯這條歷史線索，也就可以發現，追溯到1945年以前，最初的傳教士，馬偕這些人在台灣登陸的時候，在大陸被斬斷的這些種子在台灣發芽了。而在現在呢，等於是最近這幾十年，社會環境稍微放寬了一點，可以說是社會資本有一定增加的傾向，而這些增加的社會組織當中，教會好像又是其中最迅速、最強大的組織。

直到2003年以前，我都沒有太重視這些事情，但是只要我開始注意到這些線索，我就沒法避免這樣的結論，就是，比如說中國企業家搞的那些慈善活動，或者是中國知識分子企圖模仿捷克和東歐轉型搞出來的那些活動，都很像是小孩子過家家。即使是做出來了，也只有玩偶性質。真的能夠建立成有效共同體，不僅能夠自我維持、而且在高壓狀態下能夠維持的團體，在我看來好像仍然是只有教會。這是我目前觀察得到的印象。具體能不能夠形成有效的解釋，或者說對於大家談論的所謂轉型能有什麼樣的作用，這個我還不敢貿然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