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壯大的原因

Russell Kirk

關鍵詞： 基督教 羅馬帝國

保羅書信很有力量，人們總是想要長篇大論地加以引用，不想像本文這樣對它們進行枯燥無味的概述。無論保羅走到哪裡，「天國的聚集地」（colonies of heaven）--也即規模不大的教會--便會在那裡興起。保羅死於刀劍之下，因此讓基督教信仰發揚光大，幾乎就像耶穌死於十字架的果效一樣。儘管有羅馬當局的威脅，有些富人和權勢者也開始拿起了十字架。很快，成千上萬的士兵接受洗禮。

真心擁抱基督教的教導就意味著在基督里重生的人必須在生命里的每一天都做出道德選擇。道德上的抉擇沒有回頭路：無論好壞，它都會永遠長存。可是，熱心的基督徒們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重擔，因為他們相信聖靈會引導他們，而且愛的律法足夠他們用的。幾百年來，對於那些拒絕口頭上尊奉羅馬帝國國家偶像的人，這一抉擇可能就意味著死亡。儘管死亡採取的是最為恐怖的形式，有些基督徒殉道士卻勇敢無畏甚至歡天喜地地面對它：這是他們以鮮血為基督作見證的機會。在保羅被囚耶路撒冷即將結束之際，審訊保羅的亞基帕對他說：「你幾乎快說服我成為基督徒了」（譯注：此段經文取自《使徒行傳》第26章28節。）對基督徒的迫害從尼祿時代一直延續到戴克里先時代，信徒們的英勇行為讓許多外邦人轉而信仰基督教，因為僅靠言辭是無法觸動這些人的。

教會因此而興旺發達起來--在受迫害時轉移到城市的地下墳墓，隨後則無所畏忌地浮出水面。雖然當時的戰爭頗為激烈，而且其它的社會建制已退化，基督教的教導和見證逐漸對公共秩序產生影響。物質性慈善活動的興旺程度超過以往任何時候，由此帶來的改教者對教會的物質性福利的興趣超過對罪得赦免的興趣：很久以後，這類改教者在中國被稱為「吃教者」。不過，殉道者仍不鮮見。公元404年，角鬥士在競技場的角鬥活動被永久終結了，當時一位僧侶為阻止對他人的殺戮而在角鬥場倒地就義。*聖靈已開始轉變社會。

【*這位殉道者生活於洪諾留（Honorius）皇帝統治時期，是一位亞洲的僧侶，名叫特里馬庫斯（Telemachus）。據說他是被羅馬的觀眾用石頭砸死的，因為他打斷了角鬥士的廝殺，讓那些觀眾非常惱火。幾年前，在外邦人祭壇上用牲畜獻祭的做法已被禁止。】

當時，羅馬帝國境內外的幾百萬人接受洗禮，其中有些人主要是被耶穌為拯救人類而獻身的故事所感動。不過，這一新信仰最吸引人的地方似乎在於永生的應許。在公元後最初的幾百年時間內，密特拉教是基督教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其神秘的教義許諾新入教者可以長生不死；在羅馬帝國時期發展壯大的其它幾個東方宗教也是如此。對有些人來說，有關死後生命的想法讓人感到驚恐或者就是不可能的夢境：伊壁鳩魯主義者拒斥它，猶太人中的撒都該教派也是如此。可是，隨著古典時代社會秩序活力的下降，人們對長生不死的渴望與日俱增。

在羅馬兵團逮捕（或者毋寧說，拯救）了保羅後，當猶太公會審訊他時，他承認自己相信死人有復活的希望。撒都該人否認有這種希望。「於是大大地喧嚷起來，有幾個法利賽黨的文士站起來爭辯，說：‘我們看不出這人有什麼惡處。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對他說過話，怎麼樣呢？’」（譯注：此段經文取自《使徒行傳》第23章9節。）法利賽人相信上帝最後的審判，也相信所有人（包括義人和不義之人）在此後的復活；這一信仰成了基督教教導中最有力量的應許。

保羅和他之前的一些人曾看到基督從死裡復活。由於他已復活，所有對他有信心並跟隨他的人也都可能復活。外邦人的神秘教義無法訴諸於已從死裡復活的從上帝降卑而來的肉身的權威；已經窺見到永生之可能的古典時代的那些哲學家們也同樣不能。多蘿西 克魯克（Dorothea Krook）評論說：「邏各斯--那神聖的律法之道（Word of Law），也即是愛--呈現在耶穌的肉身之上；真理和良善在邏輯上的無窮可能性被具象化，在某個具體的時間點上被納入某個人的靈魂和肉體之中，因此成為所有人救恩的路徑。這種對神聖本性的私密性、個人性分享經驗是柏拉圖完全不瞭解的。柏拉圖可以想象良善的形式（Form of the Good）在尊貴和力量上超越了純粹的存在，卻無法將之設想成肉體化身。」2

柏拉圖主義無法提供的東西由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人們應該遵循的一種道成肉身的生存模式以及一種分享永恆生命的模式。正如耶穌已經復活，所有對他忠心之人在最後審判的日子里也會在靈里復活；他們將獲得生命的冠冕，擁有新的屬靈身體。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寫道：「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死人要復活，獲得基督里的永恆生命：「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譯注：此段經文取自《哥林多前書》第15章52節。）

哲學家們隱約猜測和渴望的東西成了基督教的一項信心滿滿的教義。因此，棄絕世界、肉體和魔鬼的大多數人最終都加入基督教會，尋求戰勝死亡之道。

在公元三世紀末，基督徒在羅馬帝國還是少數，外邦公民的數量遠遠多於基督徒的人數。不過，他們已成為有力量和凝聚力的少數，有人佔據政府的高位。戴克里先在其統治末期命令系統性地打壓基督徒，也許是因為他聽聞風聲，宮廷的某些信奉基督教的官員正圖謀攫取帝國權力。這場嚴酷的逼迫運動失敗了；它是帝國當局壓制基督教的最後一次恐怖嘗試。君士坦丁大帝在戴克里先棄位後奪取權力，看到基督教可以成為他將帝國團結在一起的工具：既然他們無法被摧毀，他們就必須被加以利用。

君士坦丁宣稱自己是基督教的保護者，發佈兩項寬容詔令保護基督徒；不久，他又賦予基督徒各項豁免權、特權和權力。儘管從未受洗，他說起話來卻像主教。325年，他主持了一個教會人士的會議--尼西亞會議；此次大會的目的是制定一套為所有基督徒通用的信條--尼西亞信經。這個信經以及略微更短的使徒信經今天還在被大多數基督教會採用。

君士坦丁是「一個偉大的壞人」（這是埃德蒙 伯克形容奧利弗 克倫威爾的用詞）。他狡猾、沒有原則且冷酷無情，摧毀了所有挑戰他的對手，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家人，這讓他感到不安。在戰勝了大多數對手後，君士坦丁寫信給老態龍鍾的戴克里先，極盡威脅之能事，後者當時在薩羅那（Salona）附近的宮殿，無所事事。君士坦丁的意思是，退位的皇帝一定要死去。戴克里寫疲憊已極，無力再戰，便結束了自己的性命。元老院宣佈這位已死的統治者為神--他是最後一位受此殊榮的皇帝。不久之後，君士坦丁的同伙將戴克里先的寡妻和女兒斬首。

君士坦丁一家人所獲得的一切（包括羅馬帝國的存續）都要歸因於戴克里先。上述不必要的嚴苛和忘恩負義之舉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慣常做法。他渴望獲得全部的權力；他實現了心中的願望。有形的基督教會不可能再有比他更不般配的保護者。自此以後，在羅馬帝國存續的日子里，教會和國家事務就深度糾纏在一起；在東方，羅馬帝國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新的都城，以不斷變化的形式比西羅馬帝國多存續了一千多年。

在羅馬帝國的實際權力從台伯河上的永恆之城轉移到君士坦丁之際，基督教作為國教取代了羅馬原有的國家崇拜。380年，狄奧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他是最後一位同時統治東西羅馬帝國的皇帝--敕令整個帝國的所有公民必須信奉普世一統的基督教（Catholic Christianity）。正因為這樣，羅馬的基督教主教們逐漸享有相對於國家主導權的某種獨立性。「拉丁」教會的相對自由源自上述政治權力中心的轉移。不過，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亞，參加會議的主教們不敢有絲毫違逆君士坦丁之舉。對基督教教義來說，幸運的是，君士坦丁對信經並不真的感興趣，他的干預只是為了迫使人們達成某種共識。

基督徒在哪些教義上應該有一致的立場？尼西亞會議達成的尼西亞信經這麼寫道：「我等信獨一之神，即全能之聖父，創造一切有形無形之萬物之主。我等信獨一之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之聖子，是聖父在萬世之先所生，是從神所出之神，從光所出之光，從真神所出之真神，是生非造，是與聖父同體，萬物皆藉聖子而造；聖子為要拯救我等世人，從天降臨，成為人身，受苦，第三日復活，升天，將來復必降臨，審判生人死人。我等信聖靈。不過，有些人說‘在他以先’、‘他出生之前不存在’和‘他是從無中被造者’，或者假裝上帝聖子是另一個存在或實體或者是被造物或者可以改變或變化；普世教會應革除這些人的教籍。」（譯注：此段以聖公會版本為基礎，按照英文原文做了修訂。）

其它信經出現得更早，以後還有更多的信經湧現。*不過，在基督教戰勝羅馬異教之時，尼西亞信經起到的作用是確定了普世基督教信仰的內容。正如保羅 摩爾（Paul Elmer More）所言，這個尼西亞信經是教會的憲章，「它直白清楚地陳明一個無可逃避的事實，所有基督徒都當被要求認可這一事實；可以說，它就像軍隊裡的團結誓言，沒有任何情感上的修飾，目的是要人們消極地防禦信仰的最後堡壘，免遭異端邪說任何可能的顛覆或者不信對信仰的稀釋。」3

【*現在通常所謂的尼西亞信經與上面所列的文本並不一致。今天普遍採納的「尼西亞」信經似乎是耶路撒冷教會洗禮的標誌，加上了尼西亞所採納之信經的內容，而且這些加進來的內容於381年被提交給君士坦丁堡會議。參見Arthur Cushman McGiffert，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New York: Scribners, 1932), Vol. I, pp. 262-63, 272-74。】

尼西亞信經確認上帝只有一位，卻有三個位格：父、子和聖靈。它宣稱耶穌基督是神，而非任何其它存在；他受苦是為人類贖罪；他將會審判死人活人。上述對基督神性的認信並沒有告訴基督徒如何在垂死的社會秩序中生存，也沒有觸及基督徒注定要面對的巨大的道德和形而上難題。承擔這些重任的是教會的教父們，他們在教會存在的最初幾百年是基督教教義的強有力的增補者和護教家。

這些教父的寫作日期在在君士坦丁和狄奧多西將基督教確立為國教之後，其中對文明秩序影響最大的學者是非洲地區的希波（Hippo）主教奧古斯丁。在罪惡充盈的世界，人可能成為上帝的烏托邦嗎？奧古斯丁受過古典哲學和文學的訓練，繼承了舊有的羅馬文化，將拿撒勒木匠和大數織帳篷者的教導應用於新的時代。

譯者：張大軍